三个国家的世俗化命运（二）
阿塔图尔克去世后，他的接班人伊诺努又开放了党禁，从而完成了从实质性独裁向西方式民主制的转变。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独裁，也有人认为这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只有他有足够大的威望，推动整个社会不加反抗地执行着所有改革指令，换成另外的人，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必定无法如此彻底，一旦回潮，可能所有的成果都保持不住了。
阿塔图尔克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并非一帆风顺，他去世后，保守势力依然试图恢复伊斯兰传统。在土耳其20世纪的政治中，一直是左右两派之间不断地斗争，左派是坚定的世俗派，却在管理经济中失利，这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采取一部分计划经济的做法，用政府指导经济；右派是发展经济的能手，却总是试图恢复宗教传统。两者之间的斗争让土耳其社会和经济摇来摆去。但阿塔图尔克培养了一支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理想的军队，这支军队平常对政治是旁观的，可是只要有一方偏离了阿塔图尔克的既定方向，军队就会将这一方利用军事政变推翻，从而保持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成果。
直到21世纪，随着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政，才将军队势力镇压下去，作为右派的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地试图将土耳其拨回到宗教轨道。但是，由于土耳其的世俗化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即便埃尔多安动了不少手脚，土耳其的世俗化依然是伊斯兰国家中最成功的。
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成果鼓舞了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以及与伊朗接壤的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也都有心进行同样的改革。只是由于缺乏榜样，国王无法全力与国内的保守势力作斗争。随着土耳其的成功，两个国家找到了榜样，于是紧锣密鼓地跟随着，加速了改革。
当时，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的岳父马哈穆德·塔齐恰好在中东看到了土耳其的改革，将之介绍给了自己的国王女婿。阿曼努拉汗立刻决定按照土耳其的模式，准备利用一代人的时间，在政治、教育、司法领域都有所突破。他甚至请来了土耳其顾问进行指导。
根据土耳其经验，要想改革，必须首先有一支忠诚和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柱。阿富汗也进行了对位改革，辞退了年老和思想落后的军官，清退杂牌军，并在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募兵制度。之前，在村子里选谁去参军，是地方官员决定的，但阿曼努拉汗则引进了一种抽签机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根据身份证号码抽签决定，这就避免了军队和地方官员的联系。
稳定了军队之后，阿曼努拉汗推出了阿富汗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阿富汗实行世俗制度，所有宗教都获得平等权利。伊斯兰宗教法官曾经是阿富汗强大的司法支柱，宪法规定世俗制度的同时，必须将审判权从宗教人士手中收回。作为对应，国王创立了新的司法系统和立法系统，宣布保护普通人权利，并授予了妇女相当的社会地位。
仅仅从条文上看，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某些做法甚至不比西方差。在西方的20世纪初期，妇女的选举权和社会权利也没有达到平等，在英国和美国，女性选举权都是经过了几轮斗争才获得的。
但在阿富汗宪法的实施阶段，国王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如果改革，必须花钱，要想花钱，财政改革又必然成为突破口。阿富汗最大的问题是特权阶层太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却享受着免税的特权。国王取消了大量的津贴和特权，规定土地征税也是平权的。在财政支出方面，阿富汗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校，特别是规定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力。
在阿富汗的西面，就在阿曼努拉汗开始激进改革时，伊朗也以特殊的姿态加入了现代化的狂飙。
伊朗的改革是和一个叫礼萨汗的人相联系的。1921年，礼萨汗武力取得了伊朗卡扎尔王朝的领导权，将国王架空，同年，礼萨汗控制了议会，两年后，担任了帝国首相。1926年，礼萨汗被议会选举为新的国王。礼萨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夺权，是因为1879年波斯国王为了军事现代化，模仿俄国建立了一支新式部队，称为波斯哥萨克旅。这个部队就如同是伊朗的北洋军，逐渐控制了政局，不过最初旅的指挥官都是俄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撤走，作为本土职衔最高的军官，礼萨汗就顺理成章地控制了波斯哥萨克旅。
从礼萨汗上台开始，阿富汗的现代化突然出现了一位竞争者，双方仿佛进入了心照不宣的比赛之中，成为世界上当时最急于发展的两个国家。
与阿富汗国王遇到的问题一样，礼萨汗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进行改革。阿塔图尔克救国于倾覆，从而获得了必要的威望，但阿富汗和波斯国王却没有这样的优势。阿富汗的阿曼努拉汗的做法是废除与英国人之间的一个小条约，这个小条约签订于一战之前，要求英国人支付给阿富汗国王一笔钱，同时阿富汗让渡一定的外交权给英国。废除之后，阿富汗国王可以宣称，是自己领导阿富汗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从而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尊重。礼萨汗也依样画葫芦，废除了一个类似的条约，从而将自己装扮成了波斯的大救星。
为了改革，首先要结束伊朗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制服各地的部落首领。礼萨汗采取了激进的军事行动，一一把部落势力降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问题是财政。为了击碎国内势力，礼萨汗不惜雇佣了一个美国人来管理财政。
然后，他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土耳其式的改革。伊朗的教士阶层成了牺牲品。礼萨汗在立足未稳时曾经和教士有过妥协，而一旦站稳了脚跟，立刻开展了世俗化的运动。他的皇后不戴面纱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听说有教士批评他这么做时，他立刻穿着军装皮靴、开着车赶往了清真寺，当着众人的面用鞭子抽打批评他的人。到了1935年，他干脆废除了社会上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
除了对习俗的改变之外，礼萨汗还加强军队，宣扬民族主义。礼萨汗宣扬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从伊朗的古代史里寻求养料，他不断地宣传伊朗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人，推行波斯语，压制其他少数民族。
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为了去除阿拉伯影响，把土耳其的文字彻底从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伊朗没有这么彻底，还是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但仍然尽量将波斯语中的阿拉伯元素去掉，形成更加纯正的波斯语。
他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许多现代学校，并且，他把学校教育体系向妇女开放了。
在经济上，礼萨汗也像阿塔图尔克一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他相信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国有企业。这些措施导致了伊朗官商的发展，成了人们未来批评他的把柄。
阿富汗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就如同是在竞赛一样，既然你发动了改革，那么我一定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他们的目标都是阿塔图尔克式的，一定要完成现代化，保持国家在世界棋局上的独立性，使得古老的国家能够焕发出生机，不被欧洲集团所淘汰。
然而，这两个国家始终没有取得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所取得的改革环境。它们开始改革狂飙时，面对的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都很大。土耳其之所以改革成功，除了国内的服从之外，在国际上，由于它是依靠与英、法、意、希多个国家打仗，才避免了被瓜分，国际势力面对土耳其总是感到心虚，加上阿塔图尔克真诚地学习西方，使得西方对土耳其的改革更加接纳，没有产生太多的压力。但对于阿富汗和伊朗，就不享有这样的地位。
简单说，阿曼努拉汗的改革毁于国内，而礼萨汗的改革受制于国外。
1929年，阿富汗国内一支极端保守性力量在一个号称哈比布拉汗的流氓无产者的领导下，攻克了喀布尔，造成了阿曼努拉汗的流亡。哈比布拉汗所打的旗帜就是反抗改革，他对阿富汗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之后，另一位王室后裔纳迪尔沙击败了哈比布拉汗，重建了阿富汗王权。但阿曼努拉汗这个首要改革者的失败，却预示着阿富汗无法清除保守势力，也无法完成世俗化的重任，这个缺陷直到20世纪80年代再次爆发出来，导致了最保守的“圣战者”和塔利班。
而对于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却来自于外部。礼萨汗是一个不擅于处理外交关系的人，在他的后期，由于石油问题屡次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甚至在“二战”期间试图与德国人亲近，牵制英国人，这触及了国际关系的底线，于是他在1941年被推翻了。
在他之后，伊朗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国王。
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坚决的改革国王，礼萨汗塑造了伊朗现代化的基础，却因为国际问题，表明他既无法在国际冲突中置身事外，也无法清理国内的保守势力，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伊朗突然间回归宗教，它的世俗化也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