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改造是必须的吗

在本章的开头，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阿姆河两岸国家巨大的差别也显示出了人们忽略的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优势。

现在，世界看待苏式社会主义，往往看到了它计划经济的一面，却忽视了另外的一面。以阿富汗为例，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即便苏联已经入侵了阿富汗，但在阿富汗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世俗化成果，妇女们依然可以在外上班，女孩子也必须到学校去接受教育，而不是从小就在家里适应罩袍下的生活。也就是说，苏式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表现不佳，但在社会变革特别是世俗化上，却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亚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几大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被认为是最难进入的地区。英国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才偶尔能够看到这个极其封闭、信奉伊斯兰教的区域。但是，到了20世纪，经过了几十年的苏联时代，中亚虽然依然带着神秘感，但每一个去过的人却发现，这里的确已经被世俗化了。这里人们依然信奉伊斯兰教，也带着很强的开明特征，女孩子依然在街头活动，男人也不受制于一天五次的朝拜，而当地的法律系统也是世俗化的，而非由那些阿訇们控制。

在中亚，虽然也有个别的地区更加宗教化，但这些地区更多表现的是对政治不满，才采取了这种姿态而已。

相比较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阿富汗在结束了苏占之后，整个社会反而完全变成了宗教化的世界，世俗化成果几乎完全丧失。一旦没有了世俗化，这个社会就变得内卷、排外，向着封闭转化了。这或许可以说，是苏式社会主义保住了中亚的世俗化成果，苏联时代大力提倡女性权力、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结出了丰富的果实，这就和当年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所做的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上的正面作用不仅在中亚地区可以观察到。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它在世俗化、普及教育和全民医疗这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世俗化问题已经如前所述，下面再举两个普及教育和全民医疗的例子。

中国和印度人口相当，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印度，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寻找中印之间的差别。有人（如黄亚生）就认为，中国和印度最主要的差别在教育。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末中印两国都是文盲遍地，但随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教育上发力，虽然无法一下子形成高质量教育，却采取了托底的方式消灭了文盲。大量能够读写计算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里，能够读写和计算，成了融入现代化经济的必要条件。而印度虽然在经济上采取了半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在教育上，印度的投入却严重不足。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好的高校，事实上在高等教育方面印度的起步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却由于没有托底，在底层依然存在大量的文盲，识字率不足，这些人很难被整合进入新的经济形式之中，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拖累。加上放任自流无法击碎3000年的宗教氛围，使得印度的工人素质参差不齐，不容易找到足够的合格工人。

与中国相似的还有越南，甚至包括韩国和日本等汉文化圈中的国家，它们无一例外都极端强调教育，保证了每一个人的识字权。越南最近的超高速发展除了地缘关系之外，显然也和充足的合格劳动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非洲，事实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坦桑尼亚时，往往看到了尼雷尔的“乌贾玛主义”的短处，即国有企业无法调动足够的积极性发展经济。但是，尼雷尔的政策在另一方面，也就是社会层面上，依然有他的长处。在坦桑尼亚访问时，我发现他的遗产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大的遗产是，坦桑尼亚在非洲的识字率是最高的。

对于后殖民地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教育。但在坦桑尼亚，由于采取了强制性的上学措施，集体农庄的孩子必须学文化。坦桑尼亚的识字率达到了90以上，在街头或者农村随便碰到的人几乎都可以写字和阅读。当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之后，坦桑尼亚人大量涌入工厂和商业部门，他们接受教育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

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式很适合培养整齐划一的工人。先普及基本教育，当基本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追求多元化，这也许是坦桑尼亚摸索出来的最大经验。

除此之外，坦桑尼亚相对于邻国还有几个优势：第一，坦桑尼亚的公共设施，包括医院、清洁水以及现在的电信设施，都处于非洲国家的前列。第二，在尼雷尔的鼓舞下，坦桑尼亚人追求幸福的冲动要比别的国家更强烈。在其他非洲国家，哪怕发展较好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人们也总是抱怨生活的艰辛，更多看到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但坦桑尼亚人的精神状态却要好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天真的、善良的领导人。第三，尼雷尔给坦桑尼亚留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

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医疗卫生，这也是必须由政府主导推进的一个项目，在富裕的国家更加重视医疗设施的市场条件，但在极端贫穷的国家，政府的作用在医疗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除了坦桑尼亚，非洲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布基纳法索。这个国家国名的含义是“正直者的土地”，而名字来自于曾经的总统桑卡拉。

桑卡拉是一个性格简单、但历史身份复杂的人。至今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评价他。人们习惯于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左翼革命者。但这样的说法又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桑卡拉更加爱好和平，但他个人的魅力却和格瓦拉一样有穿透力。他的政策好坏参半，在经济上并不成功，但他在社会变革上的作用至今依然激励着布基纳法索乃至整个非洲。

在非洲旅行，到了布基纳法索入境处，这里的设施也如同邻国马里一样破烂。由于马里的反恐形势不乐观，边境属于强管控地带，穿制服的官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和签证页，询问了几个问题，随后微笑着给我盖章：欢迎来到布基纳法索！由于刚在出境时被索贿，在这一侧面对如此友好和专业的官员，让我有些不适应。

布基纳法索的专业性，就是桑卡拉的遗产。

布基纳法索的前身是上沃尔特。它的名称得自于一条河流沃尔特河。上沃尔特属于法属西非的一部分，在1960年与西非其他国家一起取得了独立。独立后一直无法建立稳定的统治，发动了数次不流血政变，直到1983年桑卡拉上台。他的上台也来自一场政变，由于交火中死了十几个人，此举成了布基纳法索历史上第一次流血政变。

但他的上台又是民心所向。事实上，之前他参与了前一年的政变，甚至被任命为总理。只是由于迅速失势而被抓了起来。但他的对手不敢杀他，因为人民已经在国内开展了游行示威，要将他放出来。之后的小型流血政变只是人民呼声的一部分罢了。

人民之所以支持桑卡拉，是因为国家独立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好处。这个国家历经无数的政变，经济被一小撮社会高层所绑架，这样的社会没有展现出具有竞争力的一面，反而充斥着许可证制和权贵经济。

法国人虽然让布基纳法索独立了，但他们仍然控制着西非国家的经济和外贸，法国人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让普通人也没有感受到独立和不独立有什么区别。

既然原来的路是一条死路，桑卡拉突然提出来有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果然桑卡拉上台后，立刻开始了对于布基纳法索的改造。作为总统，他的工资只有450美元，家产不过是一套没有还清贷款的普通住宅，和一辆最普通的小汽车。即便这点钱，还必须用到他收养的十几个孩子头上。

不仅要求自己，他还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保持廉洁，坐普通车，不准受贿，不准坐头等舱。如果发现腐败，官员的财产会被没收，本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非洲是许多疾病的大本营，许多人年轻时就因为疾病夭折，政客们根本不去关心人们的健康。但桑卡拉是个例外，他在国内大规模推行疫苗计划，为儿童免费接种，并承认艾滋病对于国家的威胁，认真对待这个社会问题。

非洲的文盲非常多，各国政府也无力组织更好的教育。桑卡拉却推出了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非洲的妇女地位非常低，桑卡拉却在每一次演讲中都不忘强调女性的作用。他在政府中招募了大量的女性工作人员，并禁止女性割礼，禁止一夫多妻。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都带着很深的理想成分。布基纳法索位于沙漠边缘，他就提倡植树。这里的交通很差，他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修路计划。总之，桑卡拉用他带有鼓动性的声音说出了人们希望的天堂社会，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但当他鼓动起人们的信心时，他的经济政策却并不成功。他的经济政策包括：

第一，谢绝外援，自力更生。桑卡拉说过：我们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足够我们生活的。只是因为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反而不得不向人家祈求食物。正是这种祈求，往我们的精神里注入了乞丐的基因。

谢绝外援，自力更生，这件事看似不合理，但在布基纳法索又带着一定的合理性。殖民地原来的宗主国法国离开后，仍然通过经济联系控制它。虽然法国不能强迫布基纳法索只和自己做生意，但它通过与布基纳法索高层领袖的联系，控制了外贸领域。这使得布基纳法索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自由贸易，它必须把初级品廉价卖给法国，再从法国进口昂贵的工业品。桑卡拉提倡自力更生，更多是为了打破与法国和欧洲的强绑定，减低法国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

当然，为了做到自力更生，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就有了第二条。

第二，加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政治上取消反对党。事后，人们指责桑卡拉独裁，主要指他对反对党和工会的镇压。

在获得了强控制之后，他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全国性扫盲、提升公共健康、与沙漠化抗争、加强女性权利。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长了，反作用也极其明显。与其他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一样，他的措施无法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反而挫伤了那些最具进取精神的人的积极性，到最后，反而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

以粮食为例，在改革之初，由于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粮食产量立刻大幅增加，看上去布基纳法索距离粮食自足已经近在咫尺。但时间长了，当政治进一步干扰到人们正常的经济行为时，粮食产量又开始下降了。

第三，在外交上向苏联、中国、古巴、利比亚等国家靠拢，斥责殖民主义。他试图实现全非洲的大联合，对于那些与前宗主国保持强联系的国家都嗤之以鼻。

事后，人们批评桑卡拉，往往是从这些政策入手，认为这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拖累社会。但是，人们又忽略了另一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虽然的确根子上是经济问题，可是，经济发展也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甚至许多国家连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这时即便谈论经济，也很难达到效果。

桑卡拉虽然在发展经济上不成功，却给布基纳法索注入了另外几种精神：发展教育，自主和独立，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如今在布基纳法索，即便是首都地区，还有很多土路街道，房子破破烂烂，带着年久失修的痕迹，布基纳法索仍然是非洲最穷国家之一。但是，与非洲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街头很少有乞丐。穷孩子们顶着饮用水、香蕉和鸡蛋售卖，也不愿意直接向行人要钱，这和周围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学校更加干净，我在这里旅行时，住的旅馆旁边就有一个学校，每天传出的读书声、操课声，让我以为回到了中国。这里的人们也更加有礼貌，相信他们的生活会逐渐变好。

也许这种向心力是一个国家成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够在未来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

在桑卡拉之前，这里被当作一个希望渺茫的地区，人们最缺乏的是信心，桑卡拉把建设天堂社会的信心交给了当地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桑卡拉的鼓励下，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勤劳、乐观，而不是靠天吃饭、懒洋洋等待着世界银行的援助。

1987年，桑卡拉遇刺身亡，布基纳法索结束了27年的独裁统治，回归了民选。但是，桑卡拉留下的精神至今依然鼓励着当地人。

当然，在这里我想更扩大一点，看一看许多国家发生的对社会的强制性改造问题。

在不少国家也出现过整个社会走错了道路，却被个别人强力扭转的情况。就像在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曾经力挽狂澜，避免了灭国的命运。现代人们只看到了土耳其与欧洲的争吵，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国家，但事实上，土耳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灭国之痛，明白西方国家只要有机会，肢解起它来毫不手软，也丝毫不在乎道义。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择都是历史的产物。

战后，即便被阿塔图尔克利用武力维持了独立，但土耳其的社会依然是宗教保守主义的天下，要想实现现代化依然是极其艰难的任务。阿塔图尔克为了强迫土耳其现代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望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强制性改造，才让它存活到今天，并且依然是一个区域性强国。

除了土耳其之外，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更是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当秉持某种极权主义的对手经过选举上台，并以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为目的开始改造时，他们依靠暴力上台，摧毁了对手，依靠强力将社会强行掰回了原来的轨道。至今人们依然谴责他们的暴力，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暴力的确影响了国家未来的方向。

也许在某种时刻，一个社会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必须靠少数人的毅力才能将整个国家带上发展的轨道，或者避免滑入极权的泥沼。或许可以说，有时候强迫性的改造的确可能给一个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

然而，又有更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少数人依靠强迫性对社会改造时，更多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悲剧或者狂妄，会带来更大的灾祸。

所谓强制性改造，更多依靠的是领导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制度性的保障。如果领导人认准了世俗化和经济发展之路，可能就能带领人民走出激流险滩，但如果领导人本身的知识结构不足，最后往往会陷入更大的泥沼。这条路本身就是充满了危险性的，只有在特殊的时段、特殊的机遇下，才有可能存在领导人强迫社会变革，导致正面效果的情况。

虽然我们无法预言某个具体的事件，但从概率上来说，强制性改造的危险性依然是巨大的，获得的正面效果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例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