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金刻银铸珍奇：漫话吐蕃金银器（2）

吐蕃金银器上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最具民族和时代风格。在唐代的金银器纹饰当中，吐蕃金银器的纹饰特点一是在其肩部、圈足上常常饰一匝联珠纹饰，二是器腹上所饰的植物纹样枝叶粗大，风格更显粗犷奔放，三是金银器上所饰的动物造型奇异，具有独特的造型和风格。例如，在美国芝加哥私人收藏的一件吐蕃银瓶上，装饰的主体纹饰为三组两两交颈站立的立鸟，其中一组头上有冠，一组头上有角，一组口中吐出长舌，各组之间有花草纹样相间隔，银瓶腹部饰三只带翼的神兽，站立于花草之间，似分别为翼马、翼龙、翼狮的形象。对此，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博士认为：“瓶腹上的异兽图案，以及瓶腹上半部的成对交颈异兽，都是吐蕃王朝时期典型的藏族艺术纹饰，溯其源流，则是受到喜欢以联珠圈内饰成对的异兽、异禽为主体，以花叶纹或心形纹为间纹的粟特织物纹样的影响。交颈或相对的动物造型在藏族称为‘托架’的用铜合金铸造的护身符中也可屡屡见到。”在11世纪西藏西部的早期石窟壁画藻井的装饰图案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交颈立鸟纹，证明这一题材在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还在一些地区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吐蕃银瓶上部饰有四只鸟纹，腹部有一方印，印上方饰有一蹲伏动物，似为狮子。银瓶的腹部共有四组图案，似为一人面鸟身像、一狮、二龙，其中一龙似为二龙交尾形状。人面鸟身像头上戴有三花宝冠，身穿交领长袍，衣襟上可以观察到饰圆形纹，身下生出两翼，足为鸟足，尾巴下垂，站立于一朵盛开的花朵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在有关早期吐蕃赞普的传说中，藏族先人皆为半人半鸟的异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乘带翼巨兽而行。这件银器上面的纹饰恰好提供了这种异人异兽的具体图例。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马莎·卡特博士也认为，这件银瓶上出现的人面鸟身像的服饰特点反映了同时期吐蕃服饰和头巾的式样，他身上所穿长袍上的小圈点状纹则是萨珊、粟特纹样及其衍生纹样中十分典型的团窠图案。阿米·海勒和俄罗斯学者马尔夏克还进一步指出，这类衣饰“表现的是吐蕃人对当时粟特式长袍的了解”，并且由此认为这组银器上的图案应是吐蕃人制作的，但却体现出浓厚的粟特图案和冶金工艺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地唐朝纹饰的影响。

在吐蕃系统金银器中，在造型艺术上最富于变化的是一批金银质的带把杯。从总的风格上来看，它们与唐、粟特系统的带把杯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杯把上都带有横平而较为宽大的指垫。在杯的环形把上加上这样的指垫，既可以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性，这原本是粟特带把杯常见的做法，很可能为吐蕃人所借鉴。其中一件带把杯的指垫上还饰有一件浮雕的带翼奔兽，从其形象上看似为奔狮。而粟特人也很重视这种装饰方法，在粟特人的带把杯指垫上常常饰有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这种在指垫上饰奔兽的做法虽然过去极为罕见，但可能仍是源自粟特风格。与唐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带把杯相比较，这批吐蕃系统的带把杯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器体浑圆而没有折棱，其中多数器腹均较低平，杯深小于口径，带有小圈足，杯体近似圜底碗形，而不见唐和粟特系统带把杯中常见的八菱形杯体、筒形杯体、6字形杯把等特征。由此可以说明吐蕃系统带把杯很可能是对唐和粟特带把杯的一种借鉴或仿造，而不是直接从唐或粟特传入。

吐蕃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直接受到中原唐王朝的影响。吐蕃王朝建立之后，通过联姻、朝贡等不同方式加强了和中原唐王朝之间广泛的文化联系，从唐王朝学习了包括金银加工在内的若干工艺技术。如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迎请文成公主入藏，唐王朝不仅两次对其册封，并遣送吐蕃以前没有的蚕种、米酒、水晶工匠等多种工匠到吐蕃。其后，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时，陪送的嫁妆有数万两黄金、各种工匠、各种器乐。我们不难想象，在唐朝派往吐蕃的“各种工匠”当中，可能就有金银工匠。此外，吐蕃通过朝贡而获得唐王朝赏赐的金银器皿，也是一种学习唐王朝先进的金银器制作技术的方式。

此外，随着吐蕃王朝的兴盛强大，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有了联系和文化上的往来。吐蕃金银器之所以会融入唐、波斯、粟特等多种文化因素，和这个文化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吐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犹如欧亚大陆文明交汇的一个十字路口，从不同的来源和途径吸收了来自东方与西方优秀的传统工艺技术，而后形成的自身独具一格的金银器风格，正是这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一个缩影。

写作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