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华裳起惊鸿——流传海外的吐蕃织锦衣物寻访记（2）

在前人的研究中，不少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认为这类题材可能与此类织锦有关。据文献记载，这类纹样题材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唐代内库织造的“瑞锦”流行蜀地，其中多见所谓“对雉”“斗羊”锦，说明唐之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制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所以过去便有学者主张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类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锦大都是蜀锦，取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专向西方销售。许新国先生将青海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许多丝绸标本的产地定在蜀地，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然而，过去学术界对于这种类型的图案纹饰有过不同的定名，如“戴胜立鸟”“戴胜衔绶鸾鸟”“立鸟”“衔物立鸟”“雁衔绶带”等，对它们的来源也有各种不同的推测。如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发现于中亚地区的这类图案纹饰就做过较为详细的描述：“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它的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口衔一串项链形物，下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列联珠纹。这些都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王朝银器刻纹上，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绕以联珠纹缀成的圆圈中，这也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

可以和眼前这件织锦衣物相比较的，有近年来在中国青海、甘肃等地考古出土的一批织锦残片。例如，在都兰吐蕃墓中出土有一批含绶鸟纹织锦，分别发现于热水河北岸M1、M9、M10、M20、M26，夏日哈M8、M11，热水河南岸M1、M3等墓当中，出土时织物相当残碎。据许新国先生介绍，其主要用于衣服的领饰、袖缘、襟饰以及缝成的小套，虽然多系残片，但其纹饰上的特点与夏鼐先生所述基本一致。按照鸟足下踏座的不同，许新国先生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棕榈座形式，第二类为联珠板形式。其中，第一类含绶鸟纹锦均以团窠环中对鸟的形式出现，团窠环的形式较多样，宾花均为十字对称形式，作为团窠环的联珠纹形式多样，在鸟的颈部、腹部、尾部普遍采用联珠纹装饰。许新国先生认为第一类含绶鸟纹锦同中亚粟特人织造的织锦织造技法、纹样风格非常近似，总体面貌一致，因此将其归入粟特织锦系统。第二类含绶鸟纹锦主题花纹既有单一鸟，又有对鸟，当中发现织有萨珊波斯文字的织锦残片，所以他认为这类织锦有可能是在中亚地区织造的“波斯锦”。在具体的织造方法上，许新国先生提出西方系统的含绶鸟纹织锦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的特点，尤其是采用经线强Z捻方法，与西方织锦相同。

图案保存较为完整的对鸟纹织锦还有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织物残片，但其与上述各例相比较，又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它以小花组成团窠环，环外四角饰宾花，环内为对鸟，站立在棕榈座之上，鸟身饰方格纹，鸟尾上翘。收藏者已注意到，此鸟不带联珠纹装饰，而且鸟头长有双角，与同时期常见的立鸟纹不同。不仅如此，作为对鸟纹饰最具标志性的所含绶带也未在图案中出现。类似的织锦曾经在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织锦中发现过一件，此件织物的图案也是棕榈座上的对鸟纹，其团窠环与宾花、对鸟的纹样都与前者相似。

海内外学者十分关注这批流散于世的含绶鸟纹织锦的产地究竟在哪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屈志仁先生认为，从风格、技法等方面来看，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含绶鸟纹小孩衣物面料的产地很可能是粟特，其纹饰风格为仿伊朗—波斯萨珊式样。我国学者林梅村进一步明确认为这是一件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墓中出土的粟特锦服饰。林健、赵丰等学者在对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对鸟纹织锦残片的织造技法进行观察后注意到，这类织锦都加有强Z捻的经线，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经向循环，纬向则严格对称，图阶为多组经线和纬线，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中亚织锦的特点，至于其产地具体在哪儿，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久久地注视着眼前这件将海内外学者都卷入激烈讨论的浪潮之中的织锦衣物，用全世界各种语言展开的学术讨论的声音渐渐远去，心中浮现出的，却是一个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件衣物的小主人是谁？她的父母是谁？他们如何将百般宠爱加其一身？又从何处获得了这珍贵的对鸟织锦？是哪一位能工巧匠将其剪裁成使人如此怜爱不已的锦衣华裳？蒙眬之中，穿过历史的云雾，但见身穿对鸟纹样衣服的小姑娘正笑逐颜开地朝我奔来，身上的鸟儿如同惊鸿飞起，引得眼前满目彩霞……

写作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