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吐蕃王朝的不断强大和扩张，吐蕃铁骑不仅横扫青藏高原，还一度逞雄于亚洲腹地。吐蕃的军事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其拥有机动性极强的骑兵是重要原因。吐蕃本土原就多有水草丰茂的牧区可供应战马，在占领了原为吐谷浑人统治的青海湖地区之后，还得到了吐谷浑人的良马——龙种驹，据称这种良马具有波斯马的血统，可以日行千里。除了重视马种改良，吐蕃人对于战马的训练和医治也十分经心，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驯马经》残卷和《医马经》残卷，对于马的奔驰和骑士的驾驭能力、战马受伤后各种治疗方案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然而长期以来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现存的有关吐蕃美术史的资料中，有关吐蕃宝马和吐蕃骑士的形象却十分罕见。香港梦蝶轩近年来收藏和展示的吐蕃金银器，为我们提供了两件难得的实物标本。

其中一件为骑射武士鎏金牌饰，骑者头缠低平的头巾，着紧身的三角形大翻领长袍，长袍的衣襟、袖口和肘部等处带有花纹镶边。骑者有浓密的络腮胡须，双手拉弓欲射，腰系带，其上垂挂有长条形的箭囊，腰后露出悬挂的带有花纹的刀柄，脚套在半圆形的马镫之中。骑者身下的坐骑体格强健，肌肉发达，四蹄舒展，攀胸和马鞦上悬挂的杏叶随着马匹的飞奔凌空飞动，气势逼人。牌饰的背面残存有薄木片，上面用金钉将牌饰与木片钉缀在一起，可知其原来应为某件木质器皿上的装饰物。

可与这件骑射武士形象做比较的是青海郭里木出土的一批吐蕃棺板画上的人物。在目前发现的几块青海吐蕃棺板画上，都出现有骑在马上或牦牛上射猎的骑士形象，他们都低身骑伏于马或牦牛背上，拉弓搭箭欲射，骑士们都身穿三角形大翻领紧身长袍，衣襟、肘部、袖口等部位有织锦镶边，骑士身下的坐骑扬蹄飞奔。从服饰特点、所执武器和马具装饰等方面来看，这些棺板画上的骑士形象和这件骑射武士牌饰上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特点，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在欧亚草原文化中，这种骑马狩猎的武士形象十分常见，如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盘上，骑在马上引弓欲射的狩猎图案成为波斯贵族的时尚装饰，与吐蕃骑士的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梦蝶轩收藏的另一件银饰片则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的形象，和上文那位策马奔腾武士的形象相比，艺术家们似乎更加注重表现他的悠闲和平静。他所乘骑的马装具齐全，配有图案精美的马鞍，骑者手牵缰绳，面带微笑，正在引马缓步前行。他的服饰特点也是头部缠有低平的头巾，身穿一件带有镶边的直领交叉式对襟长袍，不仅将全身加以包裹，而且遮盖住双脚，将马镫空悬在马腹之前。骑者直鼻小口，面相丰颐，头巾下露出卷曲的头发遮盖住耳际。这位骑者的装束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出土棺板画上的人物形象，骑者身穿的这种直领交叉式长袍与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板毡帐宴饮图中吐蕃贵族的服饰一样，均为直领式长袍，袖口、衣领处镶有宽边，衣领为绛红色，直领相交垂至腹前掖入束带之内。通过比较青海郭里木出土的吐蕃棺板画上的人物形象，可以推测这件银饰片上的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

从这两件制作精美的金银器上，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其他一些有趣的细节，例如吐蕃马镫的发现和吐蕃马尾的装饰方法。马镫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它的出现将骑马者与马合为一体，使战马更容易驾驭，骑马者更加稳健安全，从而使骑马术和战术都得以大大改善，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根据中国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马镫可能最早出现于公元3—4世纪中国东北鲜卑人的活动区域，以后才扩散到各个地区。东西方马镫的形态十分丰富，但总体上可以分成长直柄马镫、壶形马镫、8字形马镫三个大类。然而，这两件吐蕃金银器上的马镫都不能简单地被划入上面任何一种类型，而更像是长直柄马镫与8字形马镫的巧妙结合，这种独特的马镫形态或许正是吐蕃人的发明创造，时间应在公元8世纪以后。

在这两件骑马武士鎏金牌饰上，还可以观察到马尾束结的情形，这与青海郭里木出土的吐蕃棺板画上的马尾束结方式也是相同的，应是中古时期一种对马匹的装饰性做法。其目的可能是让马匹在疾速飞奔时马尾不至于散乱，并让其更美观。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唐代对马匹的装饰可谓从头至尾，不遗余力，时人不仅采用了杏叶、牌饰等各种金属装饰品装饰于马匹纵横交错的带具之上，而且对于马鬃、马尾也采取剪毛、束结等方式加以装饰。在英国人斯坦因发现于新疆策勒县丹丹乌里克7号遗址内的一件唐代木板画上，可以观察到骑者身下的宝马身色呈五色彩花形，尾部也用彩带加以束结。

梦蝶轩吐蕃金银器中这两个骑马人和他们身下的坐骑，极其生动、细腻地为我们展现出吐蕃宝马、吐蕃武士和贵族们的形象。虽然它们的出土情况和考古学背景资料已经不得而知，但对于研究唐代吐蕃文明史却是新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写作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