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远古农牧文明探寻（2）
“水塘文化”
曲贡遗址的发掘连续进行了三个年度，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十多人。我们有时由空中飞抵拉萨，有时则由陆路穿越雪域。队伍最大时有六个人，那次是由青海格尔木乘汽车经青藏线入藏，全体人员都经受住了高山缺氧的严峻考验，头痛和呕吐自不能免，在彼此的关照下平安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沿途的冰峰，晶莹剔透，虽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雄伟，但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却使人永不能忘怀。由日落西山迎得日出东方，一昼夜的颠簸，谁都没有合一下眼，司机的忠告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打瞌睡，否则你可能永远不再醒过来。
当疲惫的汽车缓缓行进在拉萨河谷时，海拔已经下降了2000米，我们已经进入了安全地带。抬头向车外望去，阵雨洗涤过的天空中现出了两道叠合的彩虹，是这难得见到的双虹将我们引导进了拉萨古城。我的一位年轻同行说，这应当是一个好兆头。
1990年8月18日，我和我的同行进驻曲贡发掘工地，宿营地是离遗址不远的部队营房。在大体安顿好以后，我们当天就进行了环境调查，确定了具体发掘地点。第二天一早起来，当我们还因前一天阳光炙伤所造成的疼痛而热烈评价太阳的威力时，抬头望去，却见迎面的山巅上，一夜过去已是白雪皑皑了。炎夏季节，雪花纷飞，这是雪域惯见的景象。我们就这样开始，工作生活在既炎热且冰凉的“世界第三极”里。经过招雇民工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20日发掘正式开始，通过小面积试掘，工作很快全面铺开。来往的僧尼路过这里，赶着牛羊的牧童经过这里，他们不知道这平日里走惯了的山脚下，历史会遗留下什么宝藏。
由于受山洪冲刷，遗址被分割成若干条块，保存不佳。但在一个月后第一期发掘工作顺利结束时，收获却超过了我的预料。我们在驻地将发掘成果做了一次展示，西藏自治区新闻界、学术界非常关注曲贡遗址的发掘，很快就进行了报道。在接下来的1991、1992年田野工作又持续了两季，遗址保存较好的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的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派业务人员参加了发掘，作为两个单位的第一次合作，发掘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我们成功了。
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遗物有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石器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骨器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
曲贡人的主要生活用具是陶器，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
曲贡人制陶采用的磨花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湛的工艺，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这种工艺是把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为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我约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专门对这种陶器磨花工艺进行了实验研究，他从设置在自己家中的手工作坊里，烧制出了风格十分接近的磨花陶器，他的精神与成果都令我佩服。他在已经发表的实验报告中说：曲贡人的制陶工艺“在客观上符合了光的反射与漫反射的科学原理和渗碳原理。将刮削、刻划、磨光、渗碳四种技法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用，产生良好的装饰效果，这是曲贡村遗址制陶工艺的显著特征，是藏族先民的特殊贡献”。
曲贡遗址的文化内涵，表现出许多独到的特点，它为我们展示了雪域高原远古一支农牧部落文化，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它的年代，从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上看，晚于以往在西藏昌都发现的卡若文化，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曲贡遗址的碳-14数据，已先后测得六个，经树轮校正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后确定，曲贡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750至3500年之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我在遗址上调查采集的木炭标本测定的年代，已经明显晚于这个时代跨度，虽然以后在许多场合讨论曲贡文化遗存时我没有再提及这个数据，但它起初在对遗址年代的判断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抹杀的。
发现于西藏东北部的卡若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5400至4400年之间，不仅早于曲贡文化遗存，而且两者在年代上不相接续，它们是两个有些关联又互为区别的文化类型。
后来的调查发掘还证实，与曲贡遗址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还有一些，如贡嘎县的昌果沟遗址和琼结县的邦嘎村遗址，都见到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我在1992年就提出了将它命名为“曲贡文化”的建议，如果译成汉语的话，应当称作“水塘文化”，只是这名字就显得不那么雅致了。
冰封世界的早期农牧文明
说到西藏，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珠穆朗玛峰，还有冈底斯山和唐古拉山，一片冰封的世界。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在冰峰叠嶂的雪域，没有孕育发达的原始文化的条件，西藏的人种与文化可能都是由外部移入的，而且这种移入是很晚才发生的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位置上的，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捣碎谷物的，它们让我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
遗憾的是，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得很晚，充其量不过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曲贡人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属于家畜的有牦牛、绵羊和狗。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牦牛在英文里念作yak，发音与藏语完全相同。从语源学的角度追溯，牦牛确实是起源于西藏高原的，但是我们过去并不知道，野牦牛的驯育是什么时代的功绩。曲贡遗址的发现提供了确切的答案，家牦牛的驯养在曲贡文化时代就已经完成了。出土的绵羊骨骸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西藏野生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骨骸，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种辅助经济手段。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石料精磨而成，先后出土十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锯，用途令人费解，我请教过许多人，回答都是“无可奉告”。后来有个意外的机会参观拉萨地毯厂，看到工人们编织地毯所用的打纬器具，正是一柄类似曲贡遗址所见的梳形器。这一定就是答案了，梳形器表明曲贡人在畜牧经济基础上已有了毛织工艺，他们已经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