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若到曲贡（1）
──西藏高原新石器文化
西藏高原的考古工作，2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新收获不少。新收获来自两个途径：一方面是在国家文物局的部署下，在高原全区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文物普查，发现了许多新文物点；另一方面是有关单位对一些重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高原古代文化面貌有了不少新认识。西藏地区考古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史前考古和吐蕃时期考古两个层面上，史前考古又以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更为系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对昌都卡若和90年代对拉萨曲贡两个重点遗址的发掘，开拓了新视野，确立了认识西藏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两个重要界标，在西藏高原的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卡若遗址的发掘和曲贡遗址的发掘引起了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普遍关注。史前西藏的遥远已为20世纪的田野考古所触及，雪域高原史前文化的神秘已开始被考古学家破解。
作为曾经深入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分子，作为发掘拉萨曲贡遗址的主持人的我，于实践中对西藏考古获得了一些直观的认识，虽然这样的认识一时还没有升华到应有的高度，不过就心力所及，许多思考也可以说是历经反复了。这里就将我由卡若和曲贡遗址出发对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一些思考报告给读者，以纪念20世纪中国考古学界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高大而平和的布衣学者苏秉琦先生。
卡若与曲贡
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现在经过命名的只有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分别以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性遗址。卡若文化分布在藏东北地区，曲贡文化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两个文化分布的地域不同，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年代上也有较大距离。
昌都卡若遗址1978—1979年由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是西藏地区第一次科学发掘的古文化遗址，海拔为3100米。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东南约12公里处的澜沧江东岸，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1800平方米。卡若遗址发掘出一座保存不完整的史前居址，发现石墙、房址、道路、灰坑、石台和石圆圈等遗迹，出土文化遗物有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还有不少动物骨骼及小米遗存。卡若遗址作为西藏境内首次正式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丰富的收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卡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有很多独具一格的特点，它是探讨西藏高原史前农耕文化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卡若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占多数，也有一些玉器和骨器。石器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类型有铲状器、切割器、斧形器、锄状器、尖状器、敲砸器、砍斫器、刮削器、石钻、矛和镞等。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细石器，类型有尖状器、雕刻器等，还有较多细石叶，见有典型船底形、楔形、柱形和锥形细石核。磨制石器和玉器较少，采用穿孔和抛光技术，制作相当精致，有条形斧和锛、凿，长方形和半月形刀镞、重石、磨盘等，带刃器多为偏刃器。出土的骨器数量也不少，品种较多，以尖刺类器具为主，磨制精细。主要器型有锥、针、刀梗等，以骨锥数量为最多。
卡若人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器型比较简单，全为平底器，器耳不发达，主要有小口罐、高领罐、折腹盆、曲腹盆、直腹盆和碗等。陶质全为夹砂陶，以灰色陶和黄色陶为主，也有红陶和黑陶，表面多经磨光。陶器的纹饰用剔刺、刻划、拍印、彩绘等方法表现，纹样多见平行线纹、方格纹、菱形纹和绳纹等。
卡若人在建筑中大量采用石块，构筑房屋、道路、石台和石圆圈。卡若遗址发现房屋基址28座，平面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建筑，也有考古上罕见的楼屋遗迹。
卡若遗址没有发现墓葬。
后来在昌都地区的调查和发掘中，还发现了其他与卡若遗址内涵相似的遗址，如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就有同样性质的堆积。鉴于卡若遗存文化内涵的独特性，发掘者在1985年提出了“卡若文化”的命名，它是分布在藏东北地区的一支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根据卡若遗址碳-14测定数据确定的。卡若遗址的碳-14数据共测得41个，舍弃少量明显偏早或偏晚的数据，卡若文化的年代数据集中在三个时段：公元前2580—前2450年；公元前3030—前2850年；公元前3380—前3296年。
发掘者将卡若遗址的堆积划分为三期，与这三个时段年代大体相符。可以由此确定卡若文化的下限为公元前2400年，上限为公元前3400年，延续时间约为1000年。
卡若文化发现以后，由于它的分布并不处在西藏腹地，研究者对它是否能代表整个西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心中尚存有疑问。虽然在雅鲁藏布江的林芝等地也发现过一些大体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是由于文化面貌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对西藏腹地史前文化的性质一直缺乏真正的了解。自从拉萨曲贡遗址发现和发掘以后，这一局面才开始有了根本的改观。
拉萨曲贡遗址是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发现的，1990—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它是在西藏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海拔为3685米左右。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城以北的拉萨河谷边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清理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的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地乃至全国发掘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而且又在拉萨市郊，因此它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曲贡遗址的文化内涵，表现出许多独有的特点，它为我们展示了西藏高原腹地一支远古农牧部落的文化，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曲贡遗址发掘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还发现了青铜工具。
石器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以石片石器为主。石片石器普遍采用预加工技术制作，先在石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打制石器主要类型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石钻和石镞等。见到少量细石器标本，多见细石叶，不见典型细石核。出土的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主要器型有梳形器、锛、镞、刀、齿镰、重石、研色盘、磨盘与磨棒等。
骨器具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主要器型有锥、针、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锥数量为最多。
曲贡人的主要生活用具是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不见平底器。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还有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划纹、折线纹、三角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
小件铜器仅见扁叶形箭镞一枚，器形规整，刃缘锋利。
曲贡遗址还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迹。墓葬发现有土坑石室单人曲肢葬、二次葬和二次合葬，以实用陶器作随葬品。
曲贡遗址虽然发掘到不少灰坑，但没有发现居住遗迹。
曲贡文化的年代，从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上看，晚于卡若文化。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也表明，曲贡文化遗存明显晚于卡若文化遗存。曲贡遗址的碳-14数据，目前已测得六个，经树轮校正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大体可以确定曲贡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推测这个上限还不是曲贡遗存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
后来的调查发掘还证实，与曲贡遗址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还有一些发现，如贡嘎县的昌果沟遗址和琼结县的邦嘎村遗址，都见到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早在1985年在初步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曲贡遗址的发现者就提出了命名“曲贡文化”的建议。我们在经过更大规模的发掘和进一步研究以后，也赞同命名为曲贡文化的意见，将曲贡文化遗存作为西藏腹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看待。
这样，我们拥有了卡若和曲贡两支新石器文化，填补了西藏地区史前考古的空白。卡若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5400至4400年之间，曲贡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4000至3500年，两者在年代上不相接续，不存在直接的文化源流关系，它们是两个有些关联又互为区别的文化类型。卡若与曲贡虽然分属于两个文化，在时空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但它们同是分布在西藏高原，同属新石器时代，对研究高原史前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史前工艺与技术传统
通过对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中西藏史前工艺和技术传统的考察，我们对西藏史前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获得了比较清晰的印象。我们考察的重点是石作与陶作工艺技术，还要考察冶铜术和建筑术，其他方面则不拟涉及。
1．石作工艺技术
石作工艺技术的考察，可分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两大类，以打制石器的制作为重点。
卡若石器的构成，是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个类型。
童恩正先生主要通过卡若遗址的资料，对西藏史前的石作工艺特点进行了归纳。他说西藏地区的石片打制石器，均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器型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为常见，风格与华北打制石器技术传统接近，表现出的地域特点是石片的相邻两边采用了错向加工方法。这里的打制砾石石器，如砍器、敲砸器、边刮器和穿孔石器等，还明显带有华南砾石工艺特征。卡若切割器的局部磨刃技术，也是南方新石器文化常见的。这些证据说明，西藏打制石器技术兼有南北传统工艺，这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童恩正先生还注意到，在卡若石器中有少数是在石核体上先修理出所需的外形，然后打片成器，只对刃缘稍做修理而不必进一步整形便可使用，如部分切割器和端刮器就是采用这种技术制成的。这种预加工的打制石器技术，在欧洲称为“勒瓦娄哇技术”，成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