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取丹心照汗青（一）

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其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魁伟白皙的美男子。

20岁时，文天祥举进士，对策集英殿，以“法天不息”为题，洋洋万言，一挥而就。宋理宗奇其才，大喜，钦点文天祥为第一，成为御题状元。

不久，因丁父忧（为父守丧），文天祥归乡。25岁，时为刑部郎官的文天祥直言上书，请斩主张迁都避敌的太监董宋臣。而后，宦海沉浮，因敢言有为，屡屡被罢官。

贾似道秉政要君，文天祥行文中言多讥讽。贾似道大怒，指使台谏罢斥文天祥，迫其“致仕”，年仅37岁。

德祐初年，新君即位，诏天下勤王，本来退陷于乡两年之久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终于踏上了光耀万世的不归之路。

文天祥原字履善，宋理宗钦点其为状元后，叹其名佳，“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故而文天祥又字宋瑞。

厓山大胜后，张弘范在元军大营摆下丰盛的庆功宴，招待“劳苦功高”的诸位蒙、汉等各族将领（包括西夏、女真、契丹、回族等）。同时，也让兵士把文天祥“邀请”来。

席间，张弘范酒酣之际，对文天祥言道：“国家已亡，文丞相可谓尽忠尽孝！如能以事宋之心改事大元，仍旧可作丞相。”

一直枯坐不食的文天祥闻言，泫然流泪，表示：“国亡而不能救，我为宋臣，死有余罪，又怎敢逃死而怀贰心事人！”

听此言，不仅仅是张弘范，在座的各族军将皆低下头，深为面前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汉族文人丞相所感动。无论是汉族出身的张弘范，还是有西夏皇族血统的李恒，他们自幼或多或少都受过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功劳再大，事主再忠，也掩饰不了他们内心深处对“胡主”正统性的疑惑。而且，为胡人做鹰犬，灭掉衣冠礼义之国，如此“丰功伟绩”，平添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尴尬。

矛盾之中，为了平衡内心深处的冲突，他们心中对文天祥敬意与恶意相交织：一方面希望这位汉族士人能继续“守忠”，坚守儒家道德；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天祥在最后关头改弦易辙，投靠新主。

如果这样，宋朝丞相的“投诚”多少会减轻他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

就在厓山之战结束的转天，张弘范派人在山崖壁上刻字：“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一行炫耀的大字，其实也是这位汉族元将的一种心理鸦片，想以所谓的“不世之功”，抵销他杀戮同胞、灭父母之国的负疚感。

日后明朝儒士陈献章在同一块大石下面刻诗讽刺：

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张弘范回朝不久，受到忽必烈的厚赐与嘉奖，但他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归西，年仅43岁。他的死，不知是天谴还是真的“瘴疠疾作”，忽必烈的贴身御医也不能把这位浑身沾满同族人鲜血的刽子手从鬼门关拉回来。

论军事方面的才略、武功，张弘范比起他的族兄张世杰不知高出多少倍，但是，论起千秋万世英名，虽然有着平灭一国的不世“功勋”，又有元朝“武烈”的谥号，张弘范却难与宋朝的忠臣张世杰比肩。

同样是死，张世杰惊天动地，张弘范罪有应得。死生，亦大矣！

灭宋后，张弘范派重兵“护送”文天祥回大都。他本意有二：一是送如此高规格的丞相级俘囚邀功；二是希望文天祥到大都后改意事元，此举，正是为“国家”贡献人才。

行至吉州，文天祥亡国之恨陡增，八日不食，想绝食死在家乡附近。英雄真非凡人身，绝食八日，仍旧不死。文天祥若有所思，又开始进食。

1279年冬11月，文天祥终于到达大都。一开始，元人腾出最高级的驿舍给他住，供奉甚盛，但文天祥正身危坐，通宵达旦。其间，他题诗一首：

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

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

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在此，他明白无误表明自己不易志、不投降的决心。

元人无奈，就把文天祥囚于兵马司，设卒监守，开始以俘囚身份对待他。

元朝的丞相孛罗大集元朝臣僚，在枢密院召见文天祥，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这位亡国丞相予以精神凌辱，顺便也想煞一煞这位汉族士大夫不可消磨的锐气。

文天祥昂首进入森然堂皇的“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的元朝枢密院，见殿上高坐一人。此人身穿大袖盘领紫罗衣，胸前绣大独科花，腰围玉带，神情倨傲。

知是元丞相孛罗，文天祥很有礼貌地对其施长揖之礼。

孛罗登时大恼，文天祥这样一个亡国之臣竟敢不对堂堂大元宰相行跪拜礼，简直是目中无人。

元廷卫士见状，忙喝文天祥令下跪。

文天祥冷静言道：“南人行揖，北人下跪，我乃南人，当然行南礼，岂可对你下跪！”

孛罗更气，叱令左右强把文天祥按伏在地让他下跪。卫士或抑其项，或扼其背。

文天祥始终不屈，仰头高言：“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文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求早死！”

孛罗见硬的不行，就想在交谈中以气势压倒文天祥。他哈哈一笑，自忖儒学、历史功底不薄，便语带讥讽地问：“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帝王至今日，几帝几王？一一为我言之。”

文天祥轻蔑一笑，不屑回答这种小儿科问题。“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神童科，何暇泛论。”

孛罗：“汝不肯说兴废事，且道自古以来，有以宗庙、土地与人而复逃者乎？”

文天祥正色答道：“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之者必不卖国。吾先前辞宰相不拜，奉使军前（指入伯颜元营议和），不久即被拘执。后有贼臣献国，国亡，吾当死，所以不即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及老母在广之故耳。”

孛罗听文天祥说到二王，觉得终于抓到了话柄，忙问：“弃德祐嗣君（投降的宋恭帝）而立二王，此举是忠臣所为吗？”

文天祥义正词严：“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新君，乃出于宗庙、社稷之大计。昔日晋朝，从怀、愍二帝（被匈奴俘掠的二帝）北去者非忠臣，从元帝（逃亡江南建立东晋的司马睿）者为忠臣。而我大宋，从徽、钦二帝北去者非忠臣，从高宗皇帝者为忠臣。”

此语，有理有节，一时间孛罗语塞。

低头思虑半天，孛罗忽然开言指斥：“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帝都有被掠走皇帝的口诏或笔诏令其继位），二王继位非正，无所受命，所以可称是篡位之举。”

文天祥：“景炎（指赵昰）皇帝乃度宗长子，德祐（宋恭帝）亲兄，不可谓不正。且登基于德祐去位（指其降元）之后，不可谓篡位。陈丞相（陈宜中）当时以太皇太后之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

孛罗等人一时无辞，只能支支吾吾，指斥文天祥立二王是非法之举。

当时的情形很是可笑，元丞相孛罗率一帮蒙、汉及诸族元臣，你一言，我一语，又是蒙语又是汉话，指斥驳责半天，绕来绕去也找不出说服文天祥的理由，只能在二王“无所受命”这一问题上强辩。

文天祥心平气和，正气在胸，自然出口成章：“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位授统之命，众臣推拥戴立，有何不可！”

孛罗见文天祥依旧口硬，大怒而起，斥道：“尔立二王，竟成何功？”

文天祥闻言，悲怆泪涌，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一日臣子之责，何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