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灼天下 千刀万剐（一）

刘瑾公公的时代

明孝宗临崩前，弥留之际，勉力支撑，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嘱托道：“朕遇病不起，也是天命。朕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爱卿诸人费心！”

他又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有德明君。”

继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他从“出身”方面讲，正得不能再正。其生母乃明孝宗正宫皇后张氏。而且，孝宗与张氏夫妇二人，乃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恩爱帝王夫妻。史载，“帝（孝宗）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

明孝宗由于不好色，儿子很少。除朱厚照以外，还有一个儿子朱厚炜，三岁时就病死。所以，明孝宗只有儿子朱厚照一个“根正苗红”的接班人。知己莫若父，对这个儿子的心性，明孝宗临崩前一语道明，可见他对少年儿子一直怀有忧虑。稍感欣慰的是，正臣在朝，天下不乱，明孝宗觉得儿子继位后，有大臣们匡正，应该能学好。

但在皇权极其专制的明朝，在根本制度上就有皇帝大如天的弊病。如果赶上明君或者庸君，一般都不会闹出太多乱子。但如果赶上明武宗这种青春期继位的骚动帝王，异想天开，想啥干啥，国家可就倒了大霉。

明武宗正德元年初，太监刘瑾被委任掌管“五千营”的重任。刘瑾，陕西兴平人，原姓谈，他与王振一样，属于成人后自阉入宫。这种人深知世事，坏起来就比自幼阉割的宦官坏得多。他在明景帝时代入宫后，认一刘姓太监为义父，故而改姓刘。明武宗当太子时，刘瑾在东宫服侍，把少爷哄得团团转，斗鸡玩狗，他须臾不得离开这位善解人意的刘公公。

所以，明武宗当皇帝后，很快就对刘瑾加以提拔。

明武宗从太子东宫带入皇宫中的近侍宦官，除刘瑾外，还有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等七人，合称“八虎”。这八位太监都是人精，专门会逗十来岁的小皇帝开心，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此人颇通古今，心中常慕王振的为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学习前辈王公公。多么荒谬，导致明英宗土木堡之败的王公公，竟然是后来的刘公公称羡效仿的目标。

刘瑾为了邀宠，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意儿给小皇帝，又常常引诱明武宗“微服”出宫游玩，可以说是把皇帝教坏的罪魁祸首。

明武宗朱厚照，当时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喜欢身边这些朝夕与自己欢歌玩耍的公公，讨厌那几个终日向自己灌输仁义道德的大学士。

明孝宗遗诏中，有要求罢免宦官出监各城门外任的内容，刘瑾均阻之不行。他还劝明武宗下诏，要那些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交“万金”的“承包费”，导引皇帝大兴敛财之念。同时，刘瑾又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

外廷方面，大臣们起初对明武宗从东宫带至大内的几个宦官并未在意，只以为几个人是逗皇帝在宫内乐乐而已。但是，这些人撺掇皇帝广置“皇庄”、四处捞钱、扰民侵利，大臣就不能坐观。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一时进谏，皇帝不答。

阁臣们累谏不听，尚书张升、御史王涣以及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等人纷纷上章论谏，亦不听。直到负责星象观察的杨源拿“星变”来说事，表示这几个太监作害已经上干天谴，明武宗才有所心动。

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与户部尚书韩文等人接二连三上章，劾奏刘瑾等人，陈述这些人的罪恶：“置造伪巧，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术，或俳优杂剧错列于前，或导乘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前古阉宦误国，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是其明验。”

大臣们希望皇帝把汉朝、唐朝的宦官乱政引以为戒，恳请明武宗下诏，把几位太监下狱，严加鞠问。

见大臣们如此来势汹汹，大有不杀自己的玩伴不罢手的气势，明武宗毕竟是个初登帝位的少年人，为此惊泣不食。几个太监也大惧不已，一起抱头痛哭，觉得好日子到头了。

时任太监“总司令”的司礼监太监王岳也是明武宗东宫旧臣。可这位王公公是个好太监，本性刚直，对刘瑾等人诱引武宗皇帝偷鸡摸狗胡玩海乐的事情非常反感，他坚决支持大臣们法办刘瑾等人的疏议。

明武宗无奈，派太监李荣向上朝的大臣们传话，表示说：“这些宦官奴才们服侍自己日久，不忍马上处置他们。希望诸臣宽延，朕慢慢自会处理这些人。”

大臣们喧嚷不已，非要皇帝立刻下旨裁处。此时的刘瑾、张永等人，惊骇异常，自求发配南京安置，表示只要能饶自己的狗命即可。

大学士刘健等人固执异常，表示“流放”不可以接受，强逼明武宗下旨杀死这几个太监。司礼监太监王岳附和阁臣意见，希望武宗皇帝下诏立逮诸人入狱，严加惩治。

武宗皇帝不得已，只能应允，只待转日发旨，逮捕刘瑾等人下狱治罪，给大臣们一个交代。

其实，朝中大臣此时大可给明武宗“情面”，先流放了这些太监。只要这些人离开皇帝左右，到时候想杀想剐，容易得很。但阁臣刘健等人，得理不饶人，非逼明武宗表态，立马要收拾刘瑾等得宠的公公，让明武宗很不舒服。惶急之中，刘瑾等人忧泣不知所为。

其实，大臣当中，当时的兵部尚书许进就是个明白人，他说：“这些宦官被流放在外就足够了，如果逼急了他们，没准会有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众人不听。

恰巧，吏部尚书焦芳是个坏人，他一直与刘瑾交好，便马上通知刘瑾朝臣动向，并暗中为刘公公等人出主意。于是，当天深夜，明武宗正在宴饮听戏之际，刘瑾、张永、谷大用等八个人忽然出现，向小主子跪地叩头不已，大声哭泣喊冤。

见此“惨”状，明武宗也起悯然之情。

刘瑾哭诉：“陷害我们的，主凶是王岳！”

武宗皇帝不解：“为什么说是他？”

刘瑾：“王岳提领东厂，与外臣相勾结，里应外合，想陷害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朝臣们所说奴辈等买鹰进犬供陛下玩乐，难道只有我们几个，王岳没份儿吗？”

听闻王岳与朝臣里外交通，明武宗怒从心头起：“应该马上先逮捕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岳！”

刘瑾察言观色，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马上进言：“狗马鹰兔这类玩意儿，何损万岁您盛德！如今左班大臣敢于大言无忌的原因，是司礼监没有我们自己人啊。如果陛下您让自己人掌握司礼监，谁还敢嚷嚷！”

明武宗大悟，他立即传旨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并“提督团营”。这样一来，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不仅掌握于刘瑾手中，他还有了京城禁卫军的指挥权（刘瑾为“总指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人掌管禁卫军营务，分据要地）。

刘瑾连夜安排布置。太监可比朝臣们果断得多，他们立刻逮捕王岳等不与自己一心的原上司，将其流放南京。

大事忙了一宿，外廷大臣什么都不知道，皆被蒙在鼓里。

转天早朝，众官正要上奏逮治刘瑾等人。未等开口，有中官宣旨，宣布了皇帝对刘瑾等人的新任命以及对王岳等人的处治。

朝臣一时愕然。谁能料想，一夜之间，情况大变。

刘健等阁臣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只得上章求去。明武宗自然乐得清闲，交与刘瑾处理。刘瑾自然“批准”，勒令刘健、谢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一人看守内阁。

李东阳能留下，是因为日前阁议时，刘健拍案痛哭，谢迁大骂宦官不止，唯独李东阳一人反应不是很激烈，沉默无言。刘瑾耳目多，侦知此情后，才决定留下李东阳一人当障眼牌。

消息传出，山西道御史刘玉等人上书恳谏，要求武宗皇帝不要弃逐顾命大臣。武宗览奏大怒，把几人逮捕入狱，削职为民。

看到皇帝如此表态，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日以深文峻法诛囚诸臣，使得大臣们自救不暇，没人再敢进言。

眼看刘瑾主事后大臣们的奏章少了很多，明武宗感觉耳目清静许多。欢喜之余，他觉得刘公公办事有能力，深可信赖，大加倚用。

刘瑾当然不会放过老上级王岳公公，派人于半路追杀之。

刘瑾非常有心机，素善矫饰，对老同事谷大用等人办事也非常“挑剔”，以显示他的“公心”。这样做，既震慑了同辈，又在明武宗面前卖了好。武宗直称赞他执法公允。

为了拉帮手，刘瑾擢升首先向自己告密的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入阁办公。二人表里为奸。

外廷有了焦芳这么一个同谋，刘瑾羽翼顿丰，办事更加顺手。依据明代制度，吏部首长不能兼任内阁之事。因为内阁负责看详拟票，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如果二者由一人兼而有之，就相当于总理兼任组织部长，把宰相的职责都拿到手里。明朝立国以来，一直禁行这种任命。刘瑾打破成法，由自己人焦芳一人兼两任，主要是为了他们办事方便。

由于先前户部尚书韩文也是率导众臣劾奏太监的带头人，刘瑾自然不放过他，日伺其过，找茬把韩文贬官，逐回老家为民。改任吏部尚书的许进与刘瑾意见相左，也被刘瑾逐出。只要有大臣上章疏提意见不符刘瑾心意的，轻则免官，重则入狱被杀。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谏明武宗惩罚言臣太过，刘瑾览之大怒，矫诏逮王守仁入狱，狠杖五十大板，几乎把王主事活活打死，然后罚他为贵州龙场驿丞。流放途中，刘瑾派人在途中伺伏，想置王守仁于死地。行到杭州，王守仁怕自己被害死，连夜把衣服抛入水中，又写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想造成投水自杀的假象骗过杀手的追杀。这一招做得很到位，连其家人都以为他真死了，服丧告殡。王守仁隐姓埋名，窜入武夷山中，终于逃脱刘瑾的毒手。但不久，他又怕自己连累其父王华，只得重返“人间”，赴贵州龙场充当驿丞。王华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强逼他退休。

王守仁终得不死，否则，中国思想史上就少了一颗巨星。他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以“阳明”学派著称后世。

刘公公有东厂、西厂在手，大搞特务活动，派遣阉党分镇各地，迁擢军队官校达一千五百六十余人，传旨给数百名锦衣卫升官，散布间谍密探，远近侦伺。

刘公公爱搞创新，他开创“枷法”，有事没事就以皇帝名义把大臣们囚枷于长安门，站错队的大臣被枷死者甚众。对于关键部门，他要安插自己人，超拜官秩，以刘宇为兵部尚书、以曹元为陕西巡抚……宁王朱宸濠有不轨之心，派人送大批金宝给刘瑾，希望朝廷还回他的旧有护卫军，刘瑾立许。

总之，刘公公办事坚持八字原则：顺己者昌，逆己者亡。

兵部尚书刘宇原先只是宣大总督这样一个地方官，入京后为左都御史，马上向刘瑾送万两白银为“见面礼”。彼时刘瑾刚刚当权，期望值不高，不过数百两白银的盼头，忽见这么多白花花的银两，惊喜莫名，大叫：“刘先生待我太好了！”因此，刘公公投桃报李，手中有“组织”权后，立马就任刘宇为兵部尚书。

所以，刘宇确实捡了个彩头，押宝得当，在刘公公欲显未显之时，果断送大礼。当初这一万两白银对刘瑾的影响，日后几十万白银也换不来。司空见惯后，刘瑾对银子这种见面礼的印象就不再深刻。

这位刘宇是个人精。几年后，刘瑾败前两月，他见刘公公一直排斥正人，树敌无数，预感到公公要倒台，便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当然，刘宇依然名列阉党，可他毕竟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且刘宇当政几年来，收受白银上百万两，相比当初送刘瑾那区区一万两银子，绝对是个大好的买卖。值了！

刘瑾之所以能把天下大事一把抓，招数并不新奇，但此招于太监们来讲屡试不爽：趁明武宗聚精会神看杂耍、歌舞表演或戎服骑射玩打仗游戏时，刘瑾总会捧着一大堆章奏要皇帝“省决”。一来二去，明武宗兴头被扫，叱骂道：“我要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拿这种屁事烦朕！”

刘瑾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自己全权负责处理这些军国大事。

刚开始时，刘瑾还象征性地把章奏批复意见进内阁“拟旨”。内阁的办事官员不傻，纷纷逆探刘瑾公公的真实意图，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拟旨。其事大不能决者，内阁官员先让堂候官到刘瑾处请明，然后方敢下笔。到了后来，刘瑾索性连这道程序也省略，把全部章奏文件带回自己私宅，由师爷张文冕一手操办。

这张师爷松江胥吏出身，因犯法被通缉，逃入刘瑾府中，大受信用。由此，这么个“副股级”胥吏变成了真正有权操掌天下万机的“真宰相”。

由于权势熏天，大小官员奉命出外及还京的，朝见皇帝后，肯定会赴刘瑾私宅辞拜。公侯勋戚，谒见刘瑾均行跪拜礼。

刘瑾办事，当仁不让，他自建“白本”，然后把大意写好后送内阁拟旨。李东阳等人自顾不暇，皆唯唯诺诺，极言称美。诏旨中有言及刘瑾的，皆称“刘太监”而不敢写其“名讳”。在都察院的奏章中，有一次官员误写“刘瑾”名于其上，惹得刘公公拍案大怒，最后都御史屠滽率全体僚属向他下跪求饶。

为了进一步加强太监权力，刘瑾矫诏宣布，各地镇守太监可以参与当地的刑名政事，还革除“巡抚”的称谓，让地方大权也被公公们牢牢掌握。

宦官非常记仇，果真是嫌隙之怨，易构难消。于是，正德二年四月，刘瑾命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奸党”人员及他们罪名，为首的“奸党”，就是最早想要“八虎”太监性命的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户部尚书韩文，共五十三人之多。名在“奸党录”中的人，在官者全被开除。

至于李东阳方面，刘瑾不忘旧恨，把这位阁臣构陷下狱准备弄死。但由于李善于乱世沉浮，依违其间，加上刘瑾一直敬佩的大名士翰林康海到刘瑾家中说情，最终才捡得一命。此后，李东阳更加小心翼翼，委蛇避祸。他之所以一直未被刘瑾拔除，也是当时刘瑾阉党不想尽逐旧日阁员，怕行事太过会引起朝野更大的反弹。加之李东阳为人做事不是特别冲动冒失，平日又能为公公们写碑文进赞语什么的，所以他才被刘太监最终“包容”。

日后，刘瑾身败，李东阳被不少人誉为能识大体，夸奖他能在虎狼公公们当道时保全“善类”。这其实也是言之过当，李不过是“恋栈”而已，没有什么对恶势力做斗争的勇气和实际举动。但李东阳为人廉谨宽厚，小心谨慎，又为明朝一代文学宗师，从本质上讲绝对不是什么坏人。上有昏君，下有阉党，他沉浮其间，殊为不易。

除焦芳以外，刘瑾在正德二年冬又任命张彩为文选司郎中。这位张彩虽也是佞幸小人，但他有真本事，乃进士出身，曾为吏部主事，因与焦芳关系好，自然为刘瑾所用。

张彩是个美男子，面貌白皙，身材修伟。见刘瑾时，张彩高冠鲜衣，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很是招人喜欢。刘瑾看见如此人才投奔门下，又敬又爱，执手移时，相见恨晚。他赞叹道：“张先生，真神人也，我怎么能得到您这种人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