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遭连夜雨（四）

崇祯十四年春正月十九，李自成率军以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来。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空福王府中的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扛车载，数日不绝。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岁。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烦琐，一切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属奇袭侥幸得手。张献忠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按兵不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这给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光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存了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有那么多金银，大发感慨：“这朱老儿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的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百姓。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李自成，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感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明军大败，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道的是，大战过后，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而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洪承畴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城内食尽，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到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精锐的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投降，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叩头不止。随即，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是，终皇太极一朝，洪承畴并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脱下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这种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是《清史稿》的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中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的演绎，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洪承畴在皇太极活着的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待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时才日益显现出来。

不战不和——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败明军十多万人，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策马直驱，问鼎中原。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但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与大明交好，过过安稳日子。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旗息鼓也并非天方夜谭。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想法。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这样写道：“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土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昔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的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清朝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的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原先的女真民族（满）崇尚的弓马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等，最后基本上皆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的，民族意识一直是国民教育中最基本的内容。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成为一大罪状：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

松锦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的形势更是日渐严峻。那一年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被杀死。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廷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做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无论和谈成败，自己均可不负责任。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个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派出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的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的“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表示认同而重视，而上蹿下跳、反对最激烈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这些降臣的阴狠之心，比他们的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每年向明朝上贡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的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并不困难，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清廷已经征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清廷官员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给身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密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的家童很勤快，看见那封密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书痛斥陈新甲。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的“大内参”“小内参”。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谕旨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以为陈新甲是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隐忍了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将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保命肯定没问题。他大可以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此事是由皇帝面授机宜，不肯自己承担下来。郁闷之下，他以万言奏疏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在敕谕中的言辞，拉着皇帝这棵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名下。最后，归结为一个字：斩！

杀了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便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唯一一次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

假使陈新甲的家童懒一点儿，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历史机会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