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鸡一唱天下白？

崇祯帝死后的时局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奇怪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总共有三个帝王的年号存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这一年的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朝，轰然落下了它沉重的帷幕。但是，北京政权的落幕，还没有完全终结这个王朝的历史。

对于攻入北京的“新天子”李自成而言，历史曾经向他展示出无比灿烂的笑脸：首先，人心可用。在北京的数千大明官员中，自尽殉节的不到三十人，衣冠士人，叛降如云。其次，几乎整个中原地区，全部落入大顺农民军之手。不仅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已经接受招降，除了辽东尚为满人所占之外，淮河、秦岭以北的前明军队，绝大部分放械归降。

改朝换代，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独眼龙李自成，仅仅差半步，就会成为新的刘邦或新的朱元璋。历史的事实证明，由于他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欠，丧失了由千百万偶然性的砖石堆砌的大好机会。

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任何远大的、正确的政治眼光。在明朝的象征人物崇祯帝死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临近。山海关外，满洲铁骑已经跃然成为汉族政权最大的敌人。明朝的亡国，恰恰是败在两面作战的消耗当中。新兴的大顺政权如果能迅速收拾人心，挥转矛头，以新王朝乍起之锐，凭借雄关坚墙，完全可以把清军抵挡在长城以外。运气加上决心，李自成很有可能重新上演大唐王朝李世民最终击灭突厥那样的历史大剧。

短视的大顺政权，自上而下，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关外那个从未正面交过手的异族政权的危险性。在北京城内，大顺旗帜飘扬，可惜他们并无任何有利于当地人民士绅的减免赋税以及用人唯才的举动，而是大肆“追赃”，毒掠士民，以助军饷。

巨大的失望弥漫在北京和各地渴望新朝新气象的人们心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顺政权丝毫不懂得“统一战线”，把一个又一个士绅和读书人推入敌人的怀抱。

最让人慨叹的，是李自成等人在军事上的彻底无能。近在几百里以外的清军部队，大顺军好像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当时，大顺军最主要的力量，除了北京地区的十余万人以外，非常多的部队都分散在西北、河南、荆襄、山西、山东等地。最重要的京东地区，竟然没有一支雄师拱卫。李自成在西北不少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嫡系人马守卫，对于关乎中原王朝命运的山海关，却表现出十足的淡漠。明朝的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后，他仅仅派出另一个明朝降将唐通率领不到一万人马前去接管防务，同时下令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的吴三桂入京“觐见”。

即使吴三桂不降清，乖乖入京成为玉食囚徒，唐通也远非镇守山海关之才。

清朝在李自成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多次来信约攻明朝分肥的化外蛮邦。大顺政权对他们的状况完全不了解。

历史的发展，终于在关键时刻发生了陡然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