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

弘光帝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这一帮朝臣，无论贤愚，都似乎忘记了现在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清朝政权。

弘光政权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看上去很有新气象。

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大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虏灭寇”（“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此举，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农民军以外，清军是最凶恶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后金就打算与中原各路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士兵与农民军“交恶”，很想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多尔衮掌权后，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携亲笔信向“闯王”示好，表示要“并取中原”。只是李自成当时太过张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范文程等人的怂恿下，多尔衮终下决心，要趁乱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决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来个吴三桂，这位爷把山海关拱手献与清廷，联兵共击李自成，终于使多尔衮来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做梦才能到达的北京皇廷。

当然，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确实是由当时信息不灵所致。他们认定吴三桂一心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军大败李自成，在南明诸臣眼中，简直就是“不贰功臣”。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提出，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追堵农民军的东下之师。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与清军讨价还价，最终的目的，是送钱送物把清军“请”出关外。

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是如此想，他们皆认为“雪先帝仇耻”（为崇祯帝报仇）最重要，所以“款虏不为无名”，借虏灭贼，誓要把农民军消灭干净。可见，南明诸臣，没有一个人能清楚认识到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清军占领北京地区后，日子一直不太平。北直隶地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道路阻塞，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山东一省，清军只有数千残兵散勇，正规军主力去追击大顺军了，当地的清朝官员心急火燎，唯恐南明政权会乘虚而入。河南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清军很难有效管制。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君臣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当然，南明内外几个中下级军官，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都曾上疏，指出秋高马壮之后，清军肯定会控弦南指，饮马长淮。他们都认为，清廷表面上声称为明朝报仇，实则“蓄谋难测”，提醒朝廷不可盲目仿效唐朝利用回纥军队平定叛军的故事来麻痹自己，并语重心长言及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南京朝中，无人听信。

弘光政权的文臣们抱定“借虏灭贼”之心，武将们内心更怯，他们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又怎敢与打败农民军的清军交手！

南明朝廷逡巡犹疑之下，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一块一块沦入清军之手。

事实上，清军初取北京，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数贵族皆主张在北直隶等地大肆屠戮一番后，饱掠而归关外老巢。雄才大略如多尔衮，一直坚持皇太极以北京为都城的进取政策，但他当时最大的野心只是立足于北中国，与南明讲和，划江而治。但是，清廷内部的汉人走狗和在北京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上言，请求清廷一统天下，竭力张扬江南经济漕运对清朝立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南方省籍的降臣，大讲特讲江南的民风脆弱，不堪一击。所有这些“劝告”，最终使多尔衮下定了统一中国的决心。

当然，此时清廷属下汉人文臣奴才众多，远非努尔哈赤时代动辄喊打喊杀的小边酋味道。他们开始喜欢“礼尚往来”。先以多尔衮名义，给史可法发去一封书信，大讲清朝为明朝“报仇”的“功劳”后，指斥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是自取灭亡，恫吓之意，非常明显。

由于这份由汉臣起草的恫吓书文采太好，笔者不得不摘录全文（此文大概是降清的上海籍东林党人李雯写原稿，范文程亲自润色。括弧内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指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

国家（清廷自指）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南明）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

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我们大清）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你们）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

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史可法接到书信后，不敢怠慢，亲自回信，措辞润色再三（可见《史可法集》中的墨书原稿），想方设法说服多尔衮能像从前历史上契丹、回纥民族那样帮助中原王朝平定贼寇，表明最终明朝会以大量金银作为回报酬谢。同时，史可法还申辩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是因为“天意”“民心”所归，法统理应继位。

但纵观全书，史可法卑辞下意，不仅完全把大明昔日的藩属当成平等之邦来对待，且无任何中原王朝峻烈激昂的精神来驳斥多尔衮信中的恐吓和威胁。而且，史可法在信中列出了弘光帝继位时的种种“祥瑞”，更是迂腐可笑：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史可法自称）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李自成）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为贵国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指崇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指崇祯帝自杀）。法待罪南枢，救援莫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

尔时南中臣民襄助恸，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弘光帝），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楠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谨于八月，䦅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者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皆以正统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风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戮，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武，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兵民，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

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至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兔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总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吓，南明诸臣，依旧不放弃“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他们对眼前事实根本没有清醒的认识。更为可笑的是，降清鹰犬吴三桂，仍被史可法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当时，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爷手下的汉人走狗，时时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的智商和谋划，皆高于他们南明的同胞们。

清朝建立后，销毁了无数对他们“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尔衮和史可法的这两封书信能够保存下来并且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个“好事者”。在一份谕旨中，他先“深刻表扬”了一下多尔衮，然后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说南明诸臣皆无知、昏聩，也不是事实。崇祯时代曾任大学士的魏德璟就曾上书，认为顺治帝年幼登基，诸位清廷贵族争权，李闯仓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机恢复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旧山河。高杰、黄得功等武将，也曾想挥师北入河南然后进陕西，他们对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讲和之举大不以为然。

但是，当权文臣马士英、史可法的态度决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这些人沉浸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梦想中，咬牙切齿想先灭掉“流贼”。他们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多尔衮风风火火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毫不顾忌地着力平灭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传檄江南，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汉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两万多精兵，直往江南杀来。

多尔衮举兵的借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讨贼”，诸将拥众害民；第三，崇祯帝自缢，南明诸臣穴鼠思懦，无人臣之礼。

幸亏其间李自成大顺军对怀庆府展开猛攻，多尔衮忙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联手作战，这才给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