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重典不饶人

肃顺协帝诛杀柏葰和耆英

咸丰七年，肃顺已当了大半年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在监察官员任上，他雷厉风行，针对当时清廷暮气沉沉的官场风气，坚持“乱世用重典”原则，以严刑峻法整治朝政，对保守势力官员进行了沉重打击。

当时，肃顺最主要的作为，就是在科场舞弊案中杀掉了大学士柏葰，并且鼓励咸丰帝处决了和洋人谈判不利而擅自回京的耆英，严明了国法和军纪。

“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是咸丰朝非常严重的一次科场舞弊案。

咸丰八年，清朝乡试揭榜后，御史孟传金上奏，认定此次乡试中发生了许多舞弊事端，甚至还出现了中试举人朱墨不符的情况——清朝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称“墨卷”；而后，誊录生统一用红笔抄写的卷子，称“朱卷”。朱墨不符，就是说考生的原始卷与誊录卷内容出现不一致现象。

更甚者，有位中试的举人，竟然是个平时不读书的京剧票友。此外，林林总总的“问题”试卷，竟然多达五十多份！

即使到了晚清时代，朝廷对于科举还是非常看重的，被皇帝和大臣们当作国家命脉来对待。为此，咸丰帝震怒加忧虑，马上命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以及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此案。

这次乡试，主考官是大学士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人。

会审结果，主考官柏葰犯案竟然最严重——广东肇庆的考生罗鸿绎托请他的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暗递“条子”，约定他在考试时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做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做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而他的诗，则用“帝泽”做结尾。

主考官柏葰，原名松葰，字静涛，巴鲁特氏，是蒙古正蓝旗人。虽然是蒙古族属，他却出生于北京，完全汉化，而且自小聪明好学，于道光六年考中进士，时授庶吉士。而后，柏葰仕途顺畅，曾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为人谦和，为官也一向挺清廉。

当时，同考官蒲安和柏葰的家人靳祥非常要好，经过靳祥游说，柏葰阅卷之时才将罗鸿绎的考卷定为副榜。在清朝，考试被录取，称为正榜，这就得到了参加会试的资格；而副榜呢，则入国子监肄业，不得参加会试。于是，罗鸿绎赶紧送银送物，再次委托柏葰的家人靳祥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自己的考卷对调。这样罗鸿绎的考卷就进入了正榜。

发榜后，罗鸿绎看到自己金榜题名，家里又有钱，高兴之余，立刻向时任兵部侍郎的老乡李鹤龄赠送了白银五百两。李鹤龄倒不贪，拿出三百两转给同考官蒲安。前前后后，柏葰只收过十六两银子的“门包”，也就是一般弟子、下属见面时入门递送的礼仪式的红包。

作为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在现实中显然是个老好人，他牵涉入案，根本不是为了贪图银两，毕竟人情世故无价宝嘛。岂料，他的这次人情，最后把脑袋当礼物送出去了……

罗鸿绎这件事情，只是这次科考案中的其中一件。更激起当时士人愤慨的是，镶白旗满洲附生平龄是一个戏迷，竟然也中了此次乡试第七名举人。他平时很少读书诵经，更不言诗作赋，而是经常和一些游手好闲之人请戏班子相聚唱戏为乐。在清朝，演员再有名也不过是个“戏子”，而“戏子亦中高魁”，读书人无不切齿怒目。

清朝考试审核特别严格，正榜取中的试卷还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磨勘之时，专人看卷，所以一下子就暴露。罗鸿绎考卷内容不通，其中错别字就有三百多。磨勘官员马上明白这里面大有猫腻，但当时害怕柏葰位高权重，不敢马上公开批驳，于是私下告知御史孟传金。

御史官职不大，脾气大，其职责就是纠察找错。于是，孟传金奏折上达，咸丰帝马上派太监到礼部拿罗鸿绎的试卷亲自验看。

咸丰帝一看大怒，尤其是如此满纸错字还能得中，简直没有天理。

但咸丰帝不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暴君，此案又涉及当朝大学士柏葰。咸丰帝就派人把罗鸿绎提到南书房重试，命令端华、肃顺二人监考。

咸丰帝给出重试的文题，乃“不亦乐乎”，诗题为“鹦鹉前头不敢言”——咸丰帝也是个有幽默感的人，气到这份上了，还拿罗鸿绎找乐。

即使有真才实学，皇帝亲自出试卷都会大失水准，别说罗鸿绎了。

他跪在南书房，眼前端坐着端华和肃顺这么大的官儿，吓都吓死了，哪里还能写出像样的文章！

待够时辰，卷子呈上，看见罗鸿绎满纸错漏，端华和肃顺兄弟俩当时差点笑出声来。

咸丰帝拍案，立刻命令刑部“穷治”此案。

听闻事情败露，柏葰的家人靳祥吓得自杀，希望能以自己一条命保住老东家。

王公大臣经过核议，都认为要严惩。特别是肃顺，强烈建议咸丰帝对柏葰处以“斩立决”极刑。

柏葰身为朝廷一品大员，竟辜负国恩，听受嘱托，严重影响了大清公平、公正的开科取士制度，罪大恶极。

从咸丰帝内心来讲，确实恨柏葰不争气。可是，柏葰乃道、咸两朝重臣，老成宿望，位高名重，还刚刚被自己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咸丰帝平时和柏葰感情不错，还真不愿为此事杀他，打算最终刀下留人，从宽处理。

肃顺振振有词，认定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他劝告咸丰帝，国家危急之时，更应该振刷吏治，以诛杀警示诸位官吏，由此才能达到励精治国的目的。思来想去，咸丰帝提笔照准……

柏葰被押赴刑场后，认为自己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清朝皇帝常常有法外开恩、刀下留人的旧例，所以，被押送菜市口之前，他还吩咐儿子说：“法场之上，皇上必有宽赦的驾帖下来，我的罪过，不过是罚往新疆远流罢了，你可将一切远途应用之物准备齐全，待皇帝宽赦令一下，我好立即赶赴新疆服刑……”

柏葰挺有大学士的谱儿，平时读书养气，涵养也好，心平气和，跪在刑场上耐心地等待咸丰帝恩赦诏旨。

岂料，猛然抬头，他看到朝中老友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号啕不已。

见此情状，柏葰悟道自己是难逃一死了，就叹息道：“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必同我一样下场！”

柏葰这句话，其实也是一句气话，岂料后来还真一语成谶。三年之后，肃顺也在原地被“斩立决”！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监斩肃顺的，还是刑部尚书赵光！

柏葰被杀，也成其“大名”——他竟然成为隋唐科举考试以来，帝国时代唯一一位因科考而被处死的朝廷一品大员！

柏葰平日人缘好，官声不错。他被处决后，不少人明里暗里为他大鸣不平，认为乃肃顺挟嫌报复。甚至有文人在笔记中像模像样记述说，当刑部尚书赵光向咸丰帝敬请驾帖时，咸丰帝提笔在手，一直犹豫，还自言自语地说：“柏葰是‘罪无可逭’，但‘情有可原’！”当时，一旁侍立的肃顺听咸丰帝如此说，怕皇帝有意为柏葰减刑，马上接口道：“虽说是‘情有可原’，但终究是‘罪不可逭’！”眼看咸丰帝犹豫不决，肃顺竟然亲自拿起御笔，代咸丰帝书写了处决柏葰的驾帖——云山雾罩，都是编造以泄愤的故事。

杀柏葰，肃顺等人确实竭力坚持，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咸丰帝乾纲独断。

在此次科场舞弊案中，和柏葰一起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等人，七人被革职，数十人遭到朝廷降革处分，共计九十多人受到牵连。

这场科举案，和顺治十四年的顺天、江南乡试案，并称为清代两大科场巨案。

1861年，咸丰帝病死热河之后，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了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很快，就有御史疏请为柏葰平反昭雪，但慈禧太后认为柏葰在科举案中不能说完全无罪，拒绝了对他的平反提议。念及柏葰身为两朝重臣，一向办事勤慎，清廷遂下诏，赐柏葰之子钟濂为四品卿衔……

肃顺鼓励杀柏葰，“打黑”除害，当然有党同伐异、借刀杀人之意，但其行主要还是出于整顿吏治的公心。而且，在“户部钞票舞弊案”中，曾为“肃门七子”之一的户部主事李篁仙，肃顺也没有加以庇护，还是公事公办，显现出肃顺不事阿徇的办事风格。

清廷如此大力处理顺天府科场舞弊案以后，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使得清朝的科场风纪大有改观，以至于“数十年诸弊净绝”。

为了努力振兴朝纲，肃顺还协同咸丰帝严厉处理了宗室耆英。

耆英非一般满洲贵臣，也是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历官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澜阁大学士。作为道、咸两朝的宗室重臣，耆英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卖国条约签署人。

道光二十二年，奕经在浙江战败后，清政府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之后，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低声下气和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上表给道光帝，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清廷革职逮问。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转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

咸丰帝继位后，追念耆英旧恶，认定他作为直接办理对外交涉的清廷大员，在道光末期一直畏葸媚外，代表朝廷却忘记国家利益，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大清损失了诸多权利。为此，咸丰帝曾经亲笔朱谕，历数耆英罪状，说他“畏葸无能”“抑民以奉夷”“丧尽天良”……训斥之后，还下诏将耆英的官职从正一品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居家软禁。

其实，对于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满洲权贵，当时的咸丰帝，还是看在他是宗室贵胄份上，对他进行了“从宽”处理。

岂料，受到咸丰帝罢免后，耆英心中并不服气，竟公然在家中书写楹联：“先皇隆褒，有胆有识；时皇罪过，无耻无能。”——敢写出这种含沙射影的文字，耆英着实是找死！

即使八岁孩童，也能看出耆英这几个字是发泄心中愤懑。

咸丰八年初夏，英法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兵抵天津，威胁京师。为此，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和英法联军进行议和。

桂良、花沙纳从未办理过对外交涉事务，面对英法军队将领的恃强要挟，二人一筹莫展。于是，朝中的巡防大臣、惠亲王绵愉上奏，认为罪臣耆英较为熟悉外国情形，一直又为洋人信任，建议咸丰帝对他“弃瑕录用”。

得知消息后，作为清朝政坛不倒翁，耆英本人感觉复出有望，马上也上疏毛遂自荐，愿意“力任其难”，为大清继续效力。

病急乱投医。咸丰帝不得已，只得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他侍郎头衔。咸丰帝本来想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应英法联军将领提出的一些条件，如英法夷酋表示满意，即可签约议和；如英法夷酋仍不满意，可由耆英以“老朋友”身份和洋人讨价还价。如此，洋人或许不会对清廷“狮子大开口”。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老朋友”，英法议和代表忽然一改常态，不但不对耆英显示出任何好感和信任，反而对他表示特别不满，当面凌辱、鄙夷。这是因为，先前洋人军队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缴获许多清廷官方档案，包括当地官员的奏章和清帝的批复，其中就有耆英向清帝报告他如何运用手段欺蒙和控驭这些“外夷”的奏折。为此，在天津议和过程中，英国代表就拒绝和耆英会面。

身负朝廷重任到天津，以为打个哈哈、来几个大拥抱就和洋人“老朋友”们把和约给草签了，谁料到这些夷人如此精明、刻薄，搞得耆英异常窘困。想了又想，他急忙把咸丰帝派遣自己来天津的谈判底牌透露给洋人，但依旧得不到对方的信任。

生怕自己人身安全无法保障，耆英竟然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匆忙逃离天津回到京师。对此，耆英自己解释说，由于此次对外议和事关机密，怕被洋人劫留，不能以书面形式上奏，必须亲自回京向咸丰帝报告。

咸丰帝闻讯，勃然大怒。未经自己允许，耆英根本就不能擅自离津。他如此回京，完全是畏葸无能，丢尽了大清脸面。

在北京，惠亲王绵愉也忧心忡忡，赶忙自劾保举不当。在自请处分的同时，他还奏请将耆英审讯后“即行正法”。

于是，咸丰帝命恭亲王奕、惇亲王奕誴，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宗人府，共同审讯耆英。

恭亲王奕等人毕竟和耆英同属大清宗室。他们商议后认为，耆英不候谕旨而自行回京，确属糊涂，犯罪事实清楚。但事出有因，耆英也是担心和谈决裂，且他并非统兵将帅。况且，大清律例并没有对清廷大员无旨擅自回京应做如何惩处的专门条款。

于是，奕等人奏请咸丰帝，将耆英定为“绞监候”。无论是“斩监候”还是“绞监候”，这种缓刑，对于清廷贵胄来说其实都是大台阶。一般来讲，罪官不久就会官复他职，比如鸦片战争时期的皇族奕山、奕经以及两江总督牛鉴，都在被判“绞监候”不久后就得以开释复官。

听说恭亲王要如此轻判耆英，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坚执不从。他上奏咸丰帝，从振刷政治的高度出发，认定耆英“居心巧诈”，多年以来，他以宗室之贵，一直畏葸无能，应对这个人即行正法，以儆效尤：

耆英亲供内，多系饰词，亦并无不可陈诸奏章者，是其畏葸无能，居心巧诈，诚如圣谕：实属自速其死，若不即行正法，仅议绞候，转令苟延岁月，遂其偷生之私，倘幸以病亡，获保首领，国法何伸。请旨将耆英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

看到肃顺如此说，咸丰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五月十九日这天，他唤恭亲王等人到圆明园，朱谕宣示耆英罪状，痛斥耆英：

……抵通接奉寄谕，又不闻赶紧折回，抽身惟恐不速。等朕旨于弁髦，处处巧诈，有意欺罔，即立与骈诛，百喙莫辞！

于是，清廷派左宗正仁寿率领左宗人绵熏力、刑部尚书麟魁等人，马上前往宗人府空室，把耆英押到那里并宣谕其自尽！如此赐死，咸丰帝还表示说是自己加恩于他，赏他一个全尸！

当然，清廷处决耆英，当时和以后，依旧有不少人认为肃顺有挟嫌报复的意思。仔细思之，肃顺和耆英本人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大过节，而且在此之前，惠亲王绵愉就曾奏请将耆英正法，咸丰帝本人也深恨这个宗室老滑头。

所以，处决耆英其实也是清廷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朝黑暗官场的一次大清肃、大整顿。

如此不惧政治惰性和宗室情面，冲破阻力，最终强烈要求处决耆英，也证明了肃顺确实具有超乎常人的胆略和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