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二）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他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作为首都。

据说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名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秀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仅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一支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并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杨秀清授意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小册子上共有四十一名高级领导者的表态。他们语气近乎一致，都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

一直颇具前瞻性和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

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晄）、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想象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

虽然江南大块地方被占，但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抵抗力量。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也在扬州建“江北大营”。

建都南京，经济上有了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已经隐约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

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守对于太平军的今后成功是不利的。无论哪一种革命，要获得成功就绝不能放弃攻势；如果要采取守势，就必须具有某种惊人的组织，否则就会挫折自己的锐气。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行动迅速，一旦抛弃这个原则，既存的政治机构就可以巩固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革命了。

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开始防守自己的阵地，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使他失去帝国的致命的错误。如果他不让敌人有时间喘息，从惊慌失措之中恢复过来挽回颓势，而集中兵力直捣北京，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光辉灿烂的胜利进军就会使他几乎不遇抵抗地占领清朝京城，而清王朝的崩溃就会使他一举得到整个的帝国了。以后数年之中，太平军虽然处于这种不利的影响之下，不仅仍旧能够坚强抵御清军，并且要是没有英国加以干涉的话，还能够彻底击溃清军，这证明他们如果利用最初的有利时机继续进军，他们的成功将是轻而易举的。

太平军可采取两条路线。照他们的情况看来，任何一条路线都可以推翻专横的清朝统治。其一是不要停留，一鼓作气向北京进军，攻克一城即弃一城，以缴获的物资财富来充实自己，沿途招收不满现状的群众来增强兵力，不分兵防守孤城使军队分散削弱。

其二就是放弃南京而集中所有兵力于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和福建。这几省人民较之其他各省人民更激烈地反满；而更重要的是，这几省是太平军主要领袖的故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迅速从满洲人手里夺下扬子江以南的全部地区，这时，纵使不能取得整个帝国，至少也可以在南方建立一个完整的王国；这条行动路线较之他们所采取的不适当的路线具有何等的优越性！

天王不实行上述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条，而首先在南京建都，创立新的朝代，这不但是严重的错误，而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无论正确也好，失误也罢，太平天国自此定都“天京”。至同冶二年天京被攻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一年。不可否认的是，之所以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在天京建立与清王朝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并以此为中心指挥北伐、西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建设，颁布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等功不可没。

总之，无论太平天国犯过多少错误，有过多少空想，就从1851年金田起义算起，至1864年天京陷落，对于十四年的起义斗争来讲，“天京”的作用显而易见，而太平天国余部直至1872年的抗争，则更是“天京”的余威。

太平天国迈出了反抗的至关重要又极其艰难的第一步，历史意义重大。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虽然太平天国反抗封建统治剥削，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进步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有时，甚至走向了进步的反面。

有关太平天国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见闻，以江宁李圭著的《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著的《金陵纪事》所记较为翔实。两位作者都亲身经历过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实际生活。他们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太平军，但其笔下所记皆为耳闻目睹，大都属实。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以观太平军之各方建制。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私藏必多也。

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唯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

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

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

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被）鞭棰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20世纪有文人声言，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太平天国立“男馆”“女馆”，全城居民组织军事化，使本来生活正常的南京人，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此措施短时尚可实行，长时谁也受不了。）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十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

（评曰：强制性宣传“拜上帝教”，坚决“移风易俗”，其心切切，但其行存过。）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其他）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江、扬州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

（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太平天国的力量在增加。）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购处。又用北贼（韦昌辉）伪印票，交贼官及馆长出城者，以此为信。

将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韦昌辉）伪府听令，以贼目执尖角令旗，率众立俟指挥。战必驱被胁者在前，积贼随其后，败则跪祈天父，官军或谓其有妖术，往往竟疑惧不进。

（评曰：由此可见韦昌辉当时在南京的重要作用。此外，太平军跪祈上帝的仪式，竟能使政府军疑其在施法搞“妖术”，可见清朝官军对太平军太不“知己知彼”。）

十一月，贼船由芜湖进泊相近高淳县之臼湖，图犯东坝以解镇江之围。向大臣（向荣）遣邓提督绍良等守东坝迎击之，斩获甚众。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

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

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天国初立未稳，此举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其惨令人痛之。）

洪逆（洪秀全）更善掉弄文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胜”，“上”改“尚”，“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莠”，“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

辛亥之岁，为洪逆在大黄江僭号之始，癸丑洪逆踞金陵，则称“辛开元年”，“癸好三年”。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评曰：太平军在南京开“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可笑的是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玩笑一样大搞荒唐的变字游戏，让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