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突围！（二）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
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钱、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辛苦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做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一类的名誉鼓励。后来，“捐输”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纳”了。
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钞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程序，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
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钱，八品；六十千钱，七品；八十千钱，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这类“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试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再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跃、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当当，名义上也是政府的“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内忧外患之下的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古以及热河等“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捐种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其情其景，极似明朝末期。
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线”稽征人员，巧取豪夺，未充公府，先饷私囊，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
附件二：《天津剿寇纪略》
说明：《天津剿寇纪略》乃吴惠元著，载于张焘《津门杂记》卷上。
此文记载了太平天国北伐军抵天津，因夏历八月初一半夜大风雨，天津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天津军民再筑再决。结果，由于芥园堤高与天津城齐，天津地势东凹于西，水不东流，反灌西南。所以，静海、沧州一带汪洋一片，诸路道都为水没，仅余大道。天津城西南一带，也为水没。
北伐军因水淹道路，迷途误至天津，而天津西南又为水没，一时间进不得天津。所以，此文可作为北伐军进攻天津的参考记述。
咸丰三年，粤逆（太平军）北犯，运使杨公需以防御计，捐廉倡率制造抬枪五百杆，招募壮勇，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芦团”。嗣奉旨：“前任浙江巡抚梁宝常、前任湖南郴州知州吴士俊、前任良乡县教谕汪澎，协同天津地方官办理团练。”
宝常等公约禀生王镛与阖邑绅民铺户立义民局二十八处，每局募勇五六十名，按期训练，自春徂秋，屡奉廷寄，佥知寇窜渐近，防守愈严。
八月朔日，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天津道张公督率官弁堵筑，河神恍现，再筑再决。芥园堤高与城齐，津邑地势东凹于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夜间红灯隐约，奔流随之。于是静海、沧州一带弥望汪洋，歧途皆为水没，仅余大道，津城西南亦然，众皆惊异。
九月二十六日戌刻，督见城东闸口迤西之南洼中，隐隐似木筏停泊，谛视若有人潜伏，急报义民局，洪然鸣锣，立聚千余人，而筏倏不见。
时探报寇已窜至静海县属之谭官屯，盐政文公谦传令：“二十七日黎明阖郡文武齐赴教场。”
届期官绅兵勇咸集，将出探，众曰：“谁带队者？”邑侯谢公子澄奋然曰：“我何如？”
众勇跃曰：“听命。”
公即去长袍持枪上马，民要遮之，曰：“公民之父母，不可轻身，我等愿为前趋。”
行至城西小园，前途无耗，遂暂休息。
先是邑人贾庆堂献策，恐贼于水浅处凫渡，城北八里宜兴堡弋凫之雁户善于水中用佛郎机，技艺精熟，百发百中，宜扼要设伏，以备不虞。
梁君宝常等皆以为然，乃招集之。是日甫募齐，即令庆堂率往伏于得胜口之东南，而炮台浮桥濠沟亦均于是日毕工。
适邑绅张锦文、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不期而合，赴小园操演，维时寇已麇聚于距城五十里之良王庄各村，而我众不知也。
二十八日巳刻，突有老人报信云：“寇已在城西黄家坟造饭矣。”言讫不知所往。随登炮台瞭望，寇果蜂拥而来。
邑侯谢公率众迎剿，运使杨公亲率芦团堵截，邑人数万持械相助，即童稚亦制挺以随。
贼首名“小秃子”者矫健绝伦，贼中呼为开山王，手握黄旗，左右指挥，奋迅剽疾，锋锐甚。我军以火枪击之，击上则鼠伏，击下则翻空，枪甫住则随烟而进。有大沽老卒诧曰：“是贼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两枪上下交击之，立毙。
贼气夺犹豕突而前，至伏处呼渡，且诱以利，号锣一鸣，雁户枪排轰发，贼纷纷倒地，惊以为水雷，遂大溃。
是役也，毙贼五百余，而我兵勇无一伤者。自逆匪犯顺以来，纵横数省，至此而凶锋始大挫焉。
时援军未到，贼众我寡，不敢跟追。贼先遁于杨柳青，旋踞静海之独流镇，闻贼败后惫甚，沿路枕藉僵卧，识者云倘有追兵一鼓而歼矣，惜哉。
十月七日，督兵大臣胜保始由深州至津，旋赴独流剿贼，邑侯谢公随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闻副都统佟公鉴被围，带勇驰救，身受重伤，赴水而亡。越日有阵亡役余鹏龙者负公尸而出，面如生。
次年正月十日，贼乘大雪回窜山东茌平县属之冯官屯，钦差参赞大臣亲王僧格林沁筑长围困之，生擒伪丞相林凤祥等解京伏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