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清末满汉矛盾

创刊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晚清那个时间段，曾经对中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虽然其中不乏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但它也饶有兴趣地从特殊角度和美国人的特有视角，对清统治下的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感性化、真实化勾勒。其中，美国记者在1876年2月20日对国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这段话最后的那句感慨，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汉民族，本来是个广富活力的和无限创造力的民族。一切的悲剧，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

明朝一代，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大多时间段内，社会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文化传统极具总结性。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故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15世纪和16世纪的全球，处于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袭来的内部崩坍和满洲外力，刹那间结束了明朝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

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满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在极短时间内把大明王朝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陷入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未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对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清政府那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实则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与“异质文化”碰撞下得到类似两晋五胡时代的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清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之中。

清朝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看似黏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甚至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统治高压之下，汉民族性格同趋而下，日益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奋发有为、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明王朝丧钟响起之后，中国在“满洲化”的适应过程中，其实步入了一种浑噩而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而后，就是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到19世纪中晚期，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国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国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仍然还顽固地拖在脑后……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革命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因为这两种因素可以提高民众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长期的贫困和专制，一定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穷困地区，而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