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良到革命的分野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道分水岭。此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东亚最典型的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以皇帝为中心，完全由一个职业的官僚系统垄断，而这个官僚系统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属品。因为，中国皇权的来源是“天命”，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中国“革命”这个词语的原意，就是一个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非一般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它的经济，则是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

当然，传统中央集权的中国官僚制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腐朽和没落，它的精细程度其实堪比现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理性化色彩。可惜的是，在陈旧“传统”观念下，正是这种具有极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和系统，以其绝对封闭的、水泼不进的特质，反而最终成为僵化帝国迈向现代化的绊脚石。

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历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局限于朝代的、种族的、一家一姓的变化，并不是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在政治原则方面，一直没有推陈出新的质变过程。

清朝的统治，也是“万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种翻版，只是因为它“异族”的身份，自始至终都让汉民族中间的有识者质疑这种统治的合理性。

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是内阁和军机处，下设行政六部、诸院、诸寺等机构。军机处和内阁虽都是皇帝的辅助机关，但由于军机处是皇亲国戚参与的议政班子，地位一直在内阁之上。六部制看似沿袭于明代，可清朝六部官职的设置，一直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满人居于汉人之上。所有的行政权力，最后皆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县四个级别的官员，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清朝政府对于基层里社、保甲的控制，没有那么严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层中，只是凭借地方士绅和家族控制间接统治。

由此，在广大农村地区，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夹层。这个夹层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稳定社会基层，又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变成反对政府统治权威的力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僵化，清朝农村基层一直处于停滞、闭塞的状态。

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最终摧折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凛冽空气中，在混乱和灾难降临的同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剧变。从此以后，华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复返了，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贡体系”，全为被迫与洋人定下的“条约体系”所替代。

赔款、割地、开租界、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新名词，让中国人在惶骇中，开始对这个全新的世界进行更加认真和实际的思考。在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受灭顶之灾的同时，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的经济体系循环之中。由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以形成，中国各阶层的心态受到极大扭曲，最终孕发出一种几近畸形的民族情绪，最突出的爆发，则表现为日后的义和团运动。

对晚清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这场国内战争，使得清王朝元气大伤，统治根基被严重削弱。地方军事集团，特别是以汉人为主的军事集团由此勃兴，日渐影响清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结果，也促成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地方大员的军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朝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原先的文官政治体系逐渐出现崩垮的迹象，为日后军阀争战和统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笔。最早以湘军为首的地方势力不仅有地方的行政权力，还有财政的自主权，逐渐使清廷不得不对地方开始了严重的依赖，由此以往，国内离心离德的气氛日益浓厚，从而造成了中央政权权威性的日益降低，先前的大一统统治力被一扫而空。

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的被杀和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终激变为“革命”的关键。孙中山的反清活动虽然比“公车上书”还要早，但最初，他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微弱，远远不能与康梁的维新变法相提并论。正是谭嗣同、唐才常所流的鲜血，最终使得中国一帮有为青年痛定思痛，他们深刻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泪眼擦干之时，忽然转向革命一途。

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戊戌变法失败后，鲜血与屠杀，使得汉族知识分子原本理性的心态，逐渐为一种焦虑的激进所替代。他们的危机感如此迫切，昔日温情脉脉的改良，遂激变为“只争朝夕”的革命。

从1901年东京《国民报》创刊开始，革命和仇满，在新青年中成为蔚然时尚的两大宗旨。即便那个时候，在国外华侨界，革命派的影响依旧远远逊于改良派，真正主张革命的团体，也只有孙中山的“兴中会”，而康梁的保皇会，在美洲、南洋竟然有十一个总部、一百零三个支部，势力遍及五大洲一百七十个华埠，会员达十万多人。

1903年之后，随着拒俄运动的兴起，改良思想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于沙皇俄国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日本的留学生甚至组织起“拒俄义勇队”，通电清政府，要求作为前锋军出兵抗俄。面对如此的爱国行动，短视的清廷竟然认定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联手，取缔了学生的爱国组织，并下令各地督抚对于回国表现激进的学生随时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国内一致对外的矛头转向了自己，使得清廷在国人眼中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欲绝之余，中国有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从此在情感上与清廷完全一刀两断，他们痛论国事，下决心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本来是愿为清政府前驱挽救国家危亡，此后，他们的宗旨却突变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并组织以暗杀破坏为主要手段的“军国民教育会”，纷纷回国从事以刺杀清朝大僚为主的激进革命恐怖活动。

在《苏报》案啼笑皆非的大戏中，清廷竟然作为原告，向租界当局控告自己的国民，虽然最终他们把邹容、章太炎关进了大牢，却使国内人心完全不可挽回。从此之后，排满主义已经深入人心。

《革命军》《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恰似三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陈天华字字血泪的痛陈，让国人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急迫和迫在眉睫的危险：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革命”的呼声，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标志着从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融合和壮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愈加鲜明和无忌，革命风潮已经愈演愈烈，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