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新军”的由来及其人员结构

清朝新军的政治逸轨

作为国家机器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本来是保护一个制度、一个政权的最强有力的镇压工具。那么，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什么会在清朝的新军中打响呢？这个问题的出现，远远超出清政府的想象力，为其始料不及。其间发展的过程，也确实耐人寻味。

清朝兵制，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的团练，后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燏棻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就被清廷派去督办津芦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

袁世凯是个具有新式头脑的人，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精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在编制上模仿日本。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推行新军训练。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负责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

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二十六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清廷一直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官职，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于是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早死，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振衰起弊。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对袁世凯个人忠心耿耿，成为老袁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可笑的是，一直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

所以，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廷效忠。

清廷费心费力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本来目的是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清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这种情况，均是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满的新思想。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而新军中不少中级军官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新军中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在报刊影响下，他们中大部分人朦胧的反满情绪也日益萌发。

清末，政府上下都推行宪政“维新”，各省督抚们为了赶政治时髦，争相延揽留日归国的毕业生，在军队中给予他们管带、标统、协统等比较高级的职位，甚至擢升为镇统，诸如云贵总督李经义请蔡锷，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请蒋方震，湖北总督张之洞请吴禄贞等。这些人凭借职务的掩护，使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当年去日本留学的，许多都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学子，他们在日本每每触景生情，“览异邦之风物，念宗国之颠沛”，忧国忧民的情绪日益高涨。据《湖北学术界》所载，每有新同学到日本，先到的学生都集体在码头上欢迎，高唱“吾祖国万岁！留学界万岁！”，澎湃着救国救民的奋发大志。

在1905—1906年的最高峰阶段，留日学生达八千人。至于那些士官生，当然也深受孙中山及同盟会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原本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自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这些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进入学习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大多数留学生集中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陆军士官学校创建于1874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此校学生，精英辈出，在日本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人，均毕业于该校。

日本在当时之所以如此“积极”接收留日中国学生，目的当然不是“倍敦友谊”——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1898年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把日本借助教育控制中国的阴恶心态暴露无遗：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于大陆。”

清廷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军事，本来的目的是把他们锻炼为王朝的鹰犬，同时，清廷深恐这些学生在海外受到民主革命的鼓动，就在1904年硬性规定，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准出国。而对于已在日本的自费生，让在日本当地的清朝学监进行监督，挑选那些认为是忠于清室的“政治合格”者，准许他们改为官费生。对于被认为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则想方设法剔除出去。

出乎清廷预料的是，一批又一批的陆军士官留学生纷纷改向，成为同盟会的追随者。1905年同盟会成立，留日士官生踊跃加入，仅云南一省的留日士官生，就有四十人加入。士官生还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了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有数十人之多。这些秘密团员，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满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根据《黄膺白先生家传》一文，“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而后的辛亥革命，很多士官生出身的各级新军军官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锡山、温寿泉，领导贵州新军起义的杨荩城，领导云南起义的蔡锷、唐继尧、李根源，领导江西起义的李烈钧，领导陕西起义的张凤翙、张益谦，领导湖南起义的仇亮、曾继梧，领导广西起义的赵恒惕，领导安徽的胡万泰，领导广东新军起义的蒋尊簋、魏邦平等。这些本来担负着清政府军队现代化任务的年轻军人，最后却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即使在北方那些未能独立的省区，士官生出身的军官们也四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革命起义。在直隶和奉天，享有“士官三杰”美誉的清朝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都明里暗里积极响应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滦州兵谏”，谋组燕晋联军，以图给清王朝窝心一剑。由于北方政治气候恶劣，他们最终壮志难酬，吴禄贞被杀，蓝天蔚被迫逃亡，张绍曾被清廷免职。

由此可见，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少而又少。

最重要的是，国内的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非常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己之枪。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杀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文学社”），使得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被瑞澂派外各地的以外，剩下八千多人。这八千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有四千多；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四千多人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有两千多人（不包括巡防营和警察部队），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