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中原鹿正肥

袁世凯出山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十个字，乃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一联。毛头少年，既以潜龙自诩，又以逐鹿自励，果真不是凡人。

武昌起义两天后，清廷电谕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手下人听说后，都兴冲冲进门，前来道贺。

袁世凯眉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信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多年宦海浮沉，使他深知藏而不露、等待时机的重要性。而北京的朝廷在起义初始阶段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武昌枪声响过之后，最惶急的，莫过于北京的清廷。当时，内阁廷议，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处理瑞澂，一个是如何去平息武昌的起义。

由于托人送钱走关系，加上本人与清廷的最高层都有“关系”，瑞澂该杀头的大罪，最后落了个“戴罪立功”的微小处分。而在如何处理武昌起义问题上，大家一致主张以剿战去平定。

人也杀了，城也占了，兵也反了，不剿不行。

剿平武昌的人选，当时有两个——袁世凯和荫昌。

如果凭资历，袁世凯一个，能顶荫昌五百个。但事实明摆着，载沣两年多前没杀他就不错，现在临乱马上把他拎出来，清廷很没面子。

面子不说，最关键是对袁世凯的疑忌。

武昌汉人造反，如果派袁世凯这么个汉人去平灭，载沣等人思来想去，怎么也不放心。

既然如此，只有派荫昌去当统师。

荫昌，字五楼（后改午楼），满洲正白旗人。这位满人，才学不错，国子监生出身，早年就读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后，他曾去德国陆军深造，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私交甚笃（威廉二世也很倒霉，一战后跑到荷兰，一直被协约国当战犯通缉）。看荫昌的戎装照片，像极了德国军官，连唇上的胡子都是德国式。

花花公子出身的荫昌学习不用功，德文口语很差。1877年，清廷派刘鸿锡出使德国，荫昌当翻译，一路根本弄不懂德国人说什么，气得刘大人把他从“三等翻译官”降为“四等”。1884年，许景澄出使德国，荫昌跟了去，德文仍不过关，就被留在当地的军校学习。学成后，他进入北洋新军。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的时候，荫昌以学堂翻译教习的身份，终于得入李大人法眼，做到武备学堂总办的职位。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请荫昌推荐人才。这位公子挺有慧眼，就把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和梁华殿推荐出去，日后的“北洋三杰”，全在其中。

1900年，荫昌还在袁世凯手下的山东办理过军务，与义和团打过仗。1901年，他出任德国公使。1906年，他任清廷陆军部右侍郎。1908年，荫昌主持太湖清军秋操。同年，宣统帝继位后，荫昌出使德国，在宴会上与老哥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畅饮欢言，出尽风头。

载沣当初要杀袁世凯的时候，出于私交情谊，荫昌为袁世凯说过不少好话。从性格上讲，荫昌是个新派人物，早在留学时就剪了辫子。所以，他每见慈禧太后，总要接个假辫子才行。

在满洲贵族中，荫昌人算是个“大好人”，但军事上完全不行。此前他在山东袁世凯手下和义和团打仗的“经验”，跟打猎差不多，根本没有真正经历过战阵。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荫昌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即便如此，摄政王载沣宁可信任满人荫昌，而非汉人袁世凯。

清廷很把武昌起义当大事来处理。定下统帅人选后，谕旨频下，在调两镇陆军速赴战区的同时，又派萨镇冰督水军协战。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军新军有九个镇在北方，其中不少精锐正集中在河北永平准备演练“秋操”。此次军事大典，本来是载沣想显摆新成立“皇家禁卫军”威力的。

载沣当权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除了任命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别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外，唯一的“实事”，就是建立皇家禁卫军。

武昌枪响，显摆皇家禁卫军的机会就没了。但是，由于清朝的陆军精锐尽在永平，大可派那些人乘火车直奔武汉战场。当然，江北提督段祺瑞还可以率领江浦混成协坐船去，那样会更快些。

载沣信不过南方的军队，又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心腹，没有同意。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近畿陆军或河南新军中马上抽人赶赴武昌，那样比永平新军更快。但庆亲王奕劻怕载沣的弟弟载涛趁军队调拨的机会，用城内的禁卫军先把自己给“解决”了，坚执不可。结果，奕劻调来自己信得过的姜桂题的武卫军把守京城九门，顺便保卫他自己的庆亲王王府。

清朝高层窝里斗，造成决策延搁和失误。

最终，清廷还是决定从永平调军去武昌镇压。

荫昌本人坐火车先去。随后，朝廷抽兵组成两个军，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第六镇的混成第一协组成，荫昌自任“总统官”。第二军的“总统官”是冯国璋，他率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以及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赶往武昌扑火。

荫昌这个人，好玩不正经。他脚登德国长统靴，身穿中式缎袍，嘴里唱着京剧《战太平》，拿着身板架势上了火车（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当时，荫昌非常轻敌。清军水陆并进，阵势这么大，平灭武昌几个叛党，看似很容易。为此，他大有“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意头。

10月15日，荫昌在彰德下车，拜见袁世凯问计，显得很有得胜的信心。袁世凯劝他：“湖北方面，有黎元洪为将，千万不可小视！”他建议荫昌小心，切勿轻易出战。

荫昌与袁世凯关系甚好。特别是摄政王得权后，袁世凯得保人头，荫昌出过大力，为此袁府上下视他为“恩上”。

袁世凯如此劝说，绝对不是发阴使坏，而是真正掏心窝子为荫昌好。而荫昌呢，经袁世凯一劝，由极端乐观变成了十分悲观，从谨慎变成了磨蹭。

所以，一直到10月17日，荫昌也没有组织清军进行任何像样的进攻。

最早到达武汉的，只有清军的新军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四标。正在舰上避风的瑞澂听说只有两标人马赶到，心里更虚。为了将功赎罪，他还是马上命令这两标人马进攻。

但是，荫昌事先有令，一定要等大部队集结完毕后，各部才能发起进攻，以求万全。

10月18日，在汉口附近已经有清军的一个混成协和两标人马，但荫昌仍不下令进攻。他本人“持重”，革命军却先发制人。

排炮轰鸣中，革命军在刘家庙打得清军溃逃，夺取了大批枪炮辎重。这时候，人在信阳的荫昌心内有些慌。由于调度无方，铁道挤塞，弹药未及时运送，荫昌与那些军中“留学生”出身的军官、顾问们，一时间感到脑袋都大了。

等到新军强大的第四镇开到前线，武昌起义已经到了第十天。

10月23日，荫昌把指挥部从信阳前伸到孝感，巡洋舰海琛号也把大炮瞄准了革命军。

但是，时已至此，一切似乎都太晚了。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军机，10月22日，湖南独立；当天，陕西独立；过了两天，九江响起革命枪声……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了倒塌的过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0月27日之前，荫昌所统的大批清军，对革命军没能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张彪残部自不必讲，河南的巡防军反而向革命军投降，真是雪上加霜……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没有别的办法，清廷只能起用袁世凯。

眼看中国局势渐乱，怕威胁到各自的在华利益，洋人们出来说话，纷纷要求清廷把袁世凯请出来主事。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法国代表，还有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此人在朝鲜时就与袁世凯是好友），以及洋人的驻京公使团，一致要求袁世凯出山，并专门派人入宫传达清晰的信息——希望袁世凯以“皇权执行者”的身份出来（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

在清廷内部，本来就与袁世凯一气相通的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这下子底气更足，他们一起对载沣施压，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

急火攻心下，摄政王载沣没辙了，他忍泪屈从，并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这样主张，就照你们的办，日后有事发生，请不要推卸责任！”

这位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为座右铭的摄政王爷，终于在泪水中完全暴露了他的怯懦与无能。

载沣这边愿意了，袁世凯那边却没那么容易。该拿捏的时候，一定要捏足了谱儿。

袁世凯上折推说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你载沣从前不是以“足疾”开我回籍吗，今天，我袁世凯身上毛病更多了。

当然，袁世凯在吐喷胸中郁气时，也给载沣留了个台阶——只要病好，我一定出山。

这就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步——湖广总督，官太小。不干。见关子卖得差不多了，他再讨价还价（致电内阁）：给枪给钱，按我的意思安排人。于是，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段祺瑞等北洋嫡系，一时到位。

清廷已经答应了这么多条件，袁世凯该出山了吧。

不！他仍旧“抱膝长吟”。

清廷派来彰德劝说就任的徐世昌，本来就是袁世凯心腹。他来见袁世凯后，不仅没苦口婆心劝老友立刻赴任，还给他出了不少要大价码的主意。

如此，袁世凯摆出了六大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

4.解除党禁；

5.需委以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

上述六条，哪条不答应，袁世凯绝不出山。

这六条真厉害，不仅使得袁世凯人前人后、敌方我方做足好人，也彻底把皇族架空。

眼见全国各省纷纷独立，火越烧越旺，摄政王载沣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

10月27日，朝廷发电谕，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全权指挥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指手画脚“遥制”。

这下袁世凯该出山了吧！还不！

10月27日，滇西腾越革命；10月29日，山西太原独立，巡抚陆钟琦与其子被杀。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军滦州，与蓝天蔚等人通电清廷，要求免斥“皇族内阁”，速开国会；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推蔡锷为云南都督；31日，江西南昌光复。

忧恐惶急之下，载沣在10月30日连发四道“上谕”，表示要释放“国事犯”，真正施行“宪政”，并落实组织“责任内阁”。

同时，他与隆裕太后商量，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往热河（“北狩”）。

很怕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跑了没东西可玩，袁世凯连忙上书制止，表示自己要“出山”。

10月31日，袁世凯到达信阳。

11月1日，清廷下达谕旨，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到电报，袁世凯终于长吁一口气，笑了，大笑了。这一天，他赶至湖北孝感，作坐镇指挥的姿态。

载沣等人不让他在湖北待着，心急火燎请他入京主事。袁世凯仍旧推辞，表示自己的“总理大臣”一职不是公推，不敢奉诏就任。

11月2日，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正式推举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此电文，袁世凯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自率卫队北上，于11月3日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

这样一来，“皇爹”摄政王载沣实权皆无，该袁世凯当主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