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宋元时期的创造发明与中外交通（3）

宋代五大名窑

宋朝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被称为宋瓷五大名窑。在北宋时期，江西的景德镇因为制瓷业而兴起，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

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朝时河南汝州而得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汝窑以烧制青瓷闻名，釉色以天青色为主，釉面多有细碎冰裂纹，一般以瓶、尊、碗、盘、水仙盆等日用品居多，造型秀美，釉面滋润柔和，素净高雅。明代的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这样记载：“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汝窑瓷器主要作为宫廷御用，传世品稀少。

官窑青瓷的形制与工艺和汝窑瓷器有共同之处，也多为皇家御用之物。南宋时的官窑器，釉色有粉青、浅灰、月白、米黄等，除了碗、盘、碟等日用器皿，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等形体较大的器物。清代的官窑瓷器还新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

关于哥窑的最早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明代，明代陆深的《春风堂随笔》记载：“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哥哥管的窑口被称为“哥窑”，哥窑的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胎色较黑，足底是铁色，浓淡不同，被形象地描述为紫口铁足。

钧窑，即钧台窑，宋代钧瓷多是器皿造型，如花盆、花托、瓶、洗、杯等，其中以养花用的花盆类居多，还有祭祖使用的瓶、鼎、炉等，钧窑在形态和工艺上不仅追求美感，还追求“雅”的个性品位。其实钧窑的兴起和唐代鲁山花瓷密切相关，唐代出现花釉瓷，是在黑釉、黄釉、天蓝釉上装点天蓝或月白色斑点。斑点既可排列规整，又可随意点画。到了北宋，钧瓷铜红釉烧制成功，钧瓷变得绚丽多彩，艳美绝伦。

定窑的主要产地在今河北保定，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釉色莹润，有些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定窑因为盛产白瓷而著称，也烧制红、黑、酱等其他品种。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记载，“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窑起初是民窑，产量大，品种也多，除了碗、盘、碟等，还有净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北宋中后期才开始烧制宫廷用瓷。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当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首都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新疆等地，到达中亚、西亚。东汉时，班超也奉命出使西域，并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在西域待了30年。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以南海为中心，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这是一条古老的线路，在秦汉时就已经形成了。在古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据史料记载，在北宋以前，陆上丝绸之路上有欧洲、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的色目人从事商队贩运贸易，外国人用金银、珠宝、香料等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而到了北宋时期，由于疆域面积的缩小，经济重心南移，统治者不能控制河西走廊，以至于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崛起，宋朝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日益发达，再加上指南针在航行中的使用，使得海上贸易越来越繁荣，特别是沿海地区，广州在北宋时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到了南宋时期，泉州取代广州成为第一大港。

为了规范和管理海上贸易，宋神宗时期曾专门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进出口贸易的法规——《元丰市舶条例》，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的飞跃。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进出口与货币流动成为当时的新问题，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而白银的流出则减少了，基本处于上百倍的贸易顺差水平。

当时，中国的瓷器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关于瓷器贸易，根据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到几乎堆满船舱，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宋瓷尽管出口量大得惊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品和身份的象征。

宋代的海路形成了多条航线，可以通往日本、高丽、印度、阿拉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甚至远至波斯湾和东非海岸。元代时，海上交通范围更大，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以及东非之间，有大量的商船往来。据统计，在宋朝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六十个，到了元代多达140多个。

《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行纪》是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该著作记述了他经地中海、欧亚大陆至中国游历的所见所闻。其中重点部分都是对中国的叙述，他在中国待了17年，游历过中国的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他对中国的总体感受就是富足，他看到当时中国的商业城市，便捷的交通设施，还有王公贵族的华贵宫殿，认为中国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书中大量的篇章表达了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喜爱和赞美。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为四卷，第一卷记录了马可·波罗一行人在东游途中的所见所闻；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元朝初年的政事及游猎等内容，一并描写了南行到杭州、福州等沿海地区的趣事；第三卷涉及日本、越南、东印度等中国邻近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人文；第四卷记录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战争和他在亚洲北部的游历故事。书中记述的国家和城市地名达100多个，各地民族风情、宗教信仰和琐事逸闻等都有所涉及。

《马可·波罗行纪》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它打破了宗教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法，将中国历史文化风貌传播到了欧洲等地，使得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同时马可·波罗的游历也对后来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引领作用，为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提供了地理知识。《马可·波罗行纪》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东方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向往，而且在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本游记对后来欧洲航海家和探险家的影响很大，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