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科学精神

中世纪商业城市中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利于形成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世俗知识分子与市民，其心态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富有冒险、进取、创新的精神，追求一种积极、自由、现实和较理性的生活。同时，因传统的影响和意大利城市对教育的普遍重视，人们的文化素质较高，普通的市民也具有了接受和欣赏古典文化的能力。对新的文化具有强烈要求的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并注入了新的意识，在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成就，这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时间是在中世纪晚期，肇始地点在意大利中北部，贯穿其中的是人文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神被认为是全世界乃至宇宙的创造者，神性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人只是神的被创之物，是神的工具和附庸。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是没有主动性的，一切只能依赖于神。而人文主义者则重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把人看成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们以对现实幸福的追求，代替对不可知未来天堂的幻想，将人看成自然的人，将世界看作是自然的世界，如彼特拉克所言：“我是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

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政治和宗教平等、政教分离的观点，向君权神授、教权高于皇权和教会至上等观点提出挑战，并明确地提出了“人权”概念，强调要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帝国的基石是人权”，帝国“不能做任何违反人权的事”。薄伽丘则认为人生而平等，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字；否则就只能算是贱。人文主义者并不是反对基督教，也不是要求取消神的存在，他们只是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变神主人从地位，将历史看成是人本身活动的历史，而不是神意所主宰的历史。

由人文主义而起，人们开始寻觅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对教会垄断一切知识的突破，在当时表现为复古运动，即从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中寻觅人文主义可以利用的资源。人文主义者们四处搜集和学习古典著作，将古希腊、罗马文化作为反对蒙昧主义、反对中世纪官方哲学和经院哲学的武器。在人文主义者的眼里，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已经过时，社会需要新的科学知识体系，这显然不能靠神或教会来创立，只能依靠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人”，即他们自己。

中世纪欧洲，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在神学与科学分道扬镳的过程中，给神学当头一棒、予以痛击的乃是奥卡姆。奥卡姆因一句格言获得了“奥卡姆剃刀”这一称号。这句格言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认为经院哲学太过烦琐，应当如剃刀剃头一般将各类臆造和烦琐论证剃去，而专注于具体事务和知识的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奥卡姆主张将信仰与理性、神学与科学分开，神学领域的问题用信仰解决，科学领域的问题则用理性来解决。奥卡姆进而主张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平等，教会管教会的、国王管国王的。因奥卡姆言论的活跃，搅得波澜四起，他被教皇宣布为“异端”并遭通缉。奥卡姆便急忙投奔正与教会争夺权力的德皇路德维希，并留下名言：“你用剑来保护我，我用笔来保护你。”

打破神学一统天下格局，并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第一人乃是培根。培根认为证明前人说法的唯一方法，只有观察和实验。不论理论在逻辑上多么合理，总不能直接提供确定性，只有实验科学才能证明它们的结论正确与否；近代自然科学的起点，就是对实验科学的重视与实验结果的归纳。培根经常因异端分子和魔法师的嫌疑而麻烦不断。他还被教会限制，不能写作和传播思想。

后来培根的一个朋友富克当了教皇，在他的庇护下，培根得以从事自己的研究。培根曾说，愚昧有四种原因：（一）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二）习惯的影响；（三）无识群众的见解；（四）于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掩饰自己的愚昧。以上这四项产生了人间所有的罪恶，其中的第四项最为恶劣。培根对四种愚昧原因的批判，目的在于清除人们认识自然的障碍，运用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归纳法，获得可靠的科学知识。培根之后，由英国学者司各脱开始，提出二元论，将科学与神学分开，要求各司其职。

文艺复兴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现实世界上，这种变化在科学上引起反响，神学从此失去超越一切的意义，对人和自然的兴趣占了上风。神学与科学的第一次交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交锋——这是在天文学上的分歧，即究竟是地球还是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

正统的托勒密理论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并且是不动的，而太阳、月亮、行星以及其他星体则围绕着地球，沿着各自的圆形轨道运转。哥白尼的新理论则认为，地球不是不动的，而是做着两种周期运动：每天一个周期的自转和每年一个周期的绕太阳的公转。

哥白尼否定了天主教视为天经地义的“地球中心说”，并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这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啻核子爆炸，每个人初听这个说法时，都有地球末日来临的感觉。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建立在地球中心说之上，突然之间，这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说法，竟然被可靠的证据推翻，那么以此为基础的神学世界观自然也会崩塌。

当路德获悉日心说后，他极为震愤地谴责道：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加尔文则叫喊：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在圣灵的威信之上？1632年，年近七旬的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押到宗教裁判所，他被强迫放弃他的信念，并发誓以后不再宣传这些所谓的谬论，否则将要接受死亡的惩戒。

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并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但签完字后他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后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想象产生革命性影响，还有两点伟大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承认考察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搜集事实，再大胆猜度支配这些事实的法则。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并不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近代西方科学上的很多伟大发现，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基督教看来，上帝创造宇宙，研究自然就是研究上帝的创造物，而研究上帝的创造物是基督徒认识上帝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

近代天文学的奠基者开普勒，就是出于宗教动机而研究宇宙天体的。他相信宇宙本身是上帝存在的一个反映，从寻找上帝之路出发，他发现了行星的轨迹。为了让信徒们更好地理解上帝，更直接地体会到上帝的伟大和无所不能，基督教也一直鼓励信徒研究自然。欧洲最早的大学几乎清一色都是教会所办的，大学里除讲授神学、拉丁语、艺术、逻辑等课程外，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几何学等也是必修课。教会大学在培养了大量的神职人员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如培根、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开普勒、布鲁诺等。

经过文艺复兴，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重现光芒，他的重要著作《地理学》被译成拉丁文，地圆学说开始流行，人们尝试从海路去探索新世界。城市的兴起、市民生活的新要求、东方思想的传入、中国印刷术的引入、大学的出现与增加、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等，这些都促进了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发展与传播。文艺复兴，最初只是朝圣者、传教士、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场精神上的寻宝。这场精神上的寻宝历程，最后经商人、航海家而变为物质上的寻宝，他们在热情澎湃的精神鼓舞下，扬帆启航，开启了航海大发现，带来了全球一体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此时，西方形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观、军事和宗教精神方面的征服欲、科学技术上的创新意识。相对而言，东方包括中国和印度则逐步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