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愚蔽，轻毛锥

后汉高祖刘知远于公元948年春正月晏驾！顾命大臣如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等依照遗命，拥立皇子刘承祐继位，是为隐帝，不改元，以苏逢吉等为相。

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疏，主张把要害大镇委派给佐命功臣，好让其确实地做到“官贵家亦富”。

杨邠、郭威得悉后，泣诉于皇太后，太后大为光火，把刘承祐叫来训斥一顿：“他们都是国家的勋旧大臣，怎么可以轻易听人家的话，随便放逐出去？”

“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李涛的提议。”皇帝照实说。

李涛就此被摘下乌纱帽，勒令回家休息。

皇帝怨恨李涛捣鬼，左右劝其趁机把宰相的职位予以调整扩充，多添几位。于是，朝廷以枢密使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以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政权皆决于杨邠之手。

杨邠向来不喜欢儒生，他的口头禅总是这么几句：“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府库兼仓廪能充实，甲兵能强盛，这就够了！至于文章礼乐，有啥了不起？”

在五代那种特殊环境下，这话是中肯、现实的，但未免有些矫枉过正，时人讥其为“愚蔽政策”。

当是时，契丹仍是北方的唯一大患，他们不时入寇，横行于黄河以北各州。朝廷方面认为，北方各州的藩镇各自为守，不相联络，没有统一指挥，往往顾此失彼。朝臣一致认为，最理想的是派郭威去坐镇邺都，赋予其统一指挥各路兵马的权力，以防备契丹。大前提顺利通过，但史弘肇主张郭威仍领枢密使一职，苏逢吉认为向来无此例。

史弘肇道：“领了枢密使可以便宜行事，诸军畏服，号令通行。”

“向来国家的制例是以内制外，现今反过来，以外制内，这怎么可以？”苏逢吉振振有词，因他守的是死板的旧制，不欲通权达变。

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刘承祐同意史弘肇的主张，遂以郭威为邺都留守，仍兼领天雄节度使、枢密使等职。皇上有诏：

“河北兵甲钱谷，但见郭威文书，皆立禀应。”

对付契丹的这一枚王牌棋子，后汉布置得满称人意、无懈可击。

翌日，高官大员都被邀到窦贞固的府第会餐，一开始，史弘肇端起了大觞，大声向郭威祝贺：“昨天的御前会议，赞同的反对的，今天统统为兄弟干杯！”

“这是国家的大事，请你不必介怀！”苏逢吉与杨邠也举杯祝贺。

史弘肇又高声道：“安定国家，端在长枪大剑，毛锥有个屁用？”

“没有毛锥，财赋从哪里来？”三司使王章冷冷地反问。

从此，朝廷的将相之间开始有了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