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

围城之时，陈敬瑄分兵布寨于附近各县，强征一户一丁，白天则掘壕作堑，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巡逻击柝，巡逻永无休止。另外，他设立征督院，专向富户搜刮，以作军需。征督院是以军方为后盾的，为了达成既定目标，镣铐、皮鞭是最有力的武器。凡有财产的，先行报告数字，如有匿赃、虚报等情形，一经查出，立即没收充公，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成都被韦昭度、王建合围了三年，城中缺食，儿童被认为是累赘，多被遗弃，以致满路尽是弃儿。

有些胆量比较大的人潜行出城，穿过封锁线，背负着粮米而偷运入城。这些饥民被逮到后，韦昭度不愿追问，因为满城尽是饥民，基于人道，追问、刑罚都不是好办法。这类事情，陈敬瑄知道一二，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他委实也想不出救饥的办法。

在围城内外的两位主角都采取“三不管”的情况下，肩负背运的贩卖者逐渐多起来，但肩背所运，不过升斗。米的卖法是以竹筒为准，径长寸半，深五分，每筒百余钱。围城之中购买力极低，故饿殍满路，死者狼藉。正因如此，城中产生了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虽然将官曹吏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但是始终无法消弭。最后，守城军吏推行最残忍的酷法，有的用腰斩，有的是“斜劈”，死者相继，但人们熟视无睹，为者自为，食者自食。大家已到了不畏死、不怕法的程度。

吏民日窘，多打算早些投降，然而凡有此种想法及言论的人，一经查出，连其亲党一并族诛，惨毒备至。成都成了陈敬瑄、田令孜一手制造的“修罗场”。

生性仁慈的徐耕，职膺内外都指挥使（相当于警备司令），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全活”了数千人。小马坊使田令孜认为他大有问题：“徐耕的职务等于掌管生死簿，但他连一个人都不肯杀。依我看，他大有问题。”

风声传到徐耕的耳朵后，他害怕了，连夜把一批死囚送到街上去“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