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与周边的战争
西周前期，周王通过主动分封宗亲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统治广袤地区的“王室—诸侯”体系，形成具有西周国家特色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总体而言，这个政治结构的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尽管如此，在周王朝统治区域的周边，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同部族的人群，与周王室的关系并不稳定。他们时服时叛，许多时候与周人兵戎相见。这些周边人群，周人称之为“戎夷蛮狄”。泛泛来分，北方为狄，南方为蛮，东方为夷，西方称戎。
周人的西北和北部，生活着一些游牧性质的人群，比如羌、犬戎、混夷、昆夷、畎戎、鬼方与猃狁。有学者认为，除了羌，其他的名称其实指的都是同一族类，不过有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的不同罢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今陕西和山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和内蒙古中东部，分布着以山西石楼和陕西绥德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其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北方地区文化特色，包括带銎的戈、钺、斧、兽首刀、环首刀、铃首剑、蛇形匕、带铃车饰、靴形器、梳等。此外还有用黄金制作的弓形器、耳饰等。位于更北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出土了包括礼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在内的不同器类青铜器，其代表性器物是装饰有羊首、马首、鹿首的短剑、短刀和装饰有动物纹样的牌饰、装饰品，将原以为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时代上限推进到了商代早期。北部的这两种青铜文化，都显示出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特征，而且随着气候的变化，大体上都经历了从定居农业转向畜牧业的演变过程。
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有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分布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部地区；卡约文化分布于青海湟水流域，东至甘青交界，西达青海湖至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到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玛沁黄河沿岸；寺洼文化分布于甘肃洮河流域，西与辛店文化相邻。此外还有分布在腾格里沙漠南缘、今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的沙井文化，等等。这些青铜文化显示，畜牧业在这些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都很大，埋葬习俗方面也具有一些相似性，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氐羌古族的遗存有关。
在周人早期的历史里，无论是不窋失官、“自窜于夷狄”，还是古公亶文“虽在夷狄之间”却仍然坚持农业生产、“复修社稷之业”，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早期周人与戎狄割不断的复杂关系。当然，这些故事也能大致反映出周人族群意识兴起的过程。商朝末期周人首领王季与姬昌壮大周人的势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与这些戎狄进行战争和融合来实现的。
西周时期，西方戎狄向东南推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因此与周王室之间的战斗也在持续。周康王二十五年，周人与鬼方发生了一场大战役，周人大获全胜，俘获敌方酋长三人，战俘一万三千多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人，还缴获一百多匹马和三十辆战车、三百五十五头牛、二十八只羊。西周一方的军队，是由一位叫“盂”的将领率领的。取得如此规模的胜利，周王在宗周的周庙举行了盛大的献俘礼，隆重地祭祀文、武、成王，并对盂大加赏赐。这件事对盂而言是极大的荣耀，他专门铸了一只向祖先祭祀的鼎——小盂鼎。小盂鼎的铭文详细记载了献俘礼的过程。
这场战役，鬼方惨败，自此之后很长时间，西北方面一直比较太平。穆王也曾对犬戎用兵，但战果不大。直到西周晚期，猃狁再度成为周王室的心腹之患。宣王时期，猃狁势力甚至逼近周都宗周，而周幽王就是在犬戎、申侯和缯侯的联合攻击下，身死国亡。
在周与西北戎狄交战的过程中，双方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交流和融合。比如，西周早期的小盂鼎和西周中期的师同鼎铭文中，都提到了北方戎人用车的细节。1963年，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墓葬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骨牌，上面刻有驾车猎鹿的场景，车的形制与中原战车相似，说明西周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使用马车。另外，在俄罗斯、蒙古、中亚各地的远古岩画中，也陆续发现了与商周甲骨文、金文“车”字形式非常一致的马车图案。而且中亚西部的亚美尼亚塞凡湖南岸的鲁查申古墓还出土了两辆保存完整的马车，基本结构与商代的马车无异，而年代上却比中国中原地区最早的马车出现的时间还略早些。这些情况显示，商周马车的起源，并不是中原地区的孤立现象，恐怕与广阔的亚欧大陆还存在某些共通之处。那么，处在中原和中亚西部之间的这些戎狄，很可能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西周早期，周人在东方的主要敌人是居住在今山东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的东夷。今山东半岛的古代文化渊源深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发展水平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夏商时期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被公认为是东夷古族的遗存，此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这一区域的人群，从夏、商时期开始，就是中原劲敌。中原王朝用兵不断，最终夏桀、商纣都因征伐东夷而大伤元气，从而给予商汤、周武王以灭国的可乘之机。周初时，管叔、蔡叔联合商纣之子武庚叛乱，东夷的奄、薄姑也趁机而动，周人经历了三年的艰苦东征，才重新稳定局势。所以，周公东征胜利后，就把齐、鲁这样重要的诸侯分封在奄及薄姑旧地。驻守在东部的王朝军队成周八师，铭文就记载了“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的事情。
继东夷之后，在东南方给周人造成极大困扰的是淮夷，又称南淮夷。他们是主要分布在淮水流域，包括徐国、鄂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或部族人群。原来在今安徽江淮地区分布着斗鸡台文化，时代约与中原地区的夏代相当。西周初期，由于周人东征的打击，部分东夷南下，更壮大了淮夷的势力。在淮北地区，有一批偃姓小国，诸如群舒、英、六、蓼、宗、巢、桐等。传说，偃姓的始祖是生于曲阜的皋陶，这样说来，这批小国最早很可能就是东夷的一支。
淮夷族群曾经也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向周王朝交纳布帛贡赋，还输送粮草和服役的人众。周王对他们很不客气，声称“敢不听命？马上就刑罚加身、军队讨伐”！其中不乏周统治者对其处置失当的成分。长此以往，淮夷如何不反？穆王时，就有传说徐偃王趁穆王西巡而率领东夷、淮夷叛乱，亏得穆王的御者造父驾驭千里马，一日千里救难（《史记·秦本纪》）。厉王时，又有一位鄂侯御方，率领南夷、东夷叛乱，“广伐南或、东或”，深入周境。周王把全部主力西六师和殷八师都用上了，还没能攻克敌人。后来一位叫武公的贵族派出将领禹，禹领着自己的亲兵投入战斗，才使局面改观，勉强取胜。其余记载征伐淮夷、南淮夷、南夷之类内容的青铜器铭文，还有不少。
由于淮夷曾经深入成周洛邑所在的伊洛地区，周王室为此在洛邑外围建立了防线。后来还有一位师雍父，也曾经驻扎于此，他往来于叶地与今南阳附近的㝬国，目的也是在于巩固这条防御淮夷进攻伊洛地区的防线。
南方还有一个周人劲敌，荆楚。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周人伐楚的记录。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周王在淮河和汉水沿岸分封了一些姬姓国，称为“汉阳诸姬”，如息国、郧国等。此外，周王还在今湖北孝感、京山市一带，分封了姬姓曾国；河南南阳地区，分封了申国和吕国等姜姓诸侯。《史记·楚世家》中说，成王时还分封熊绎为子姓之国，而熊绎则以“桃弧棘矢”供给王室大事之用，向周王进贡祭祀时使用的包茅。不过熊绎之楚地位低微，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而且，楚对于周王室服从的时间并不长。过伯簋铭文说“过白从王伐反荆”，记载的可能都是西周中期昭王南征的事。
昭王南征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宗周钟铭文记载了南国子侵犯周土，遭到昭王亲伐，带领二十六个南夷、东夷的小邦前来朝见。然而，总体而言，昭王的南征很不顺利。《竹书纪年》上记载：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渡过汉水，遇到了大犀牛。又说，昭王十九年，在汉水流域损失六师军队。最终，昭王死在北归的途中。
昭王向南推进的步伐遭到了阻碍。从此，西周的军事大体转向以防御为主。从整个西周历史来看，周人征服的重心有一个转移的过程：周人兴起之初，征服的对象主要是西边的戎狄；其后向东发展，这个发展的势头，以周公、成王东征并向东方大规模分封诸侯为高潮；此后昭王时期转而向南方经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不料昭王遭到兵败身死这样的大挫折；对于南方的征服，到西周晚期宣王时取得重大进展，周人征服到江淮流域，并且在南阳地区分封了申伯。
不过，这时候，周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西北方的猃狁和犬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