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小霸”及其影响
西周全盛时期是推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的社会。“君君、臣臣”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等级体制，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到各级官员，再到黎民百姓，作为臣下，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君上。“父父、子子”是家庭细胞层面上的等级体制。父为上，子为下，子女要绝对地服从于父母。而家国是一体的，君也是父，称君父；臣也是子，称臣子。君父统治臣子，臣子服从君父，被视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君、臣、父、子的森严等级制度，是通过严格的礼仪规范固定下来的。《礼记·王制》记述的就是周代全盛时期的君臣礼仪规范。书上有这样的话：“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这是处于上位的天子对处于下位的诸侯定下的规矩：每两年诸侯必须带着礼物到天子那里问候一次，这称之为“小聘”；每三年诸侯必须带着重礼到天子那里问候，并参加在京都举行的祭祀活动；每五年诸侯必须亲自入京朝见天子，汇报本国的情况。如果谁敢破坏这种规矩，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根据孟子的记述，说是如果诸侯敢不朝见天子一次，就要贬低他的爵位；胆敢两次不朝见的，就要削去他的封地；如果个别诸侯胆大妄为，敢于三次不朝见的，那就要“六师移之”了，也就是派出王师征服他，这样的诸侯一般是要捉拿到案后处以极刑的。另外，天子还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谁破坏了规矩，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处罚他的，操生杀大权的只能是天子，或天子指定实施征伐的某些诸侯。
这当然是西周全盛时期定下的规矩，到平王东迁以后，这些规矩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而带头破坏种种规矩的，正是郑国。
在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的势力大致均衡，找不到一个特别强大的。当时齐虽大但不强，它所特有的渔盐之利还没有得到开发，因此公元前706年北戎伐齐时，齐僖公还要郑国派兵相助。鲁国与宋、齐两国接壤，并常发生摩擦，国力平平。燕国地处偏北，经济落后，一般不参与各国间的争斗。晋国地处黄河的中游，土地肥沃，地域开阔，但长期与周围戎、狄杂处，再加上内部争权夺利剧烈，使其在当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秦在西方，三面被戎、狄包围，无力东向中原。楚在春秋初发展不快，直到公元前740年国君熊通自立为武王之后，其势力才向北发展。此时，唯有郑庄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他是王室卿士，有资格发号施令，加上地处中原之中，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社会稳定，郑庄公自己又善于驾驭时局，这样，郑庄公在一段时期内便成了独居首位、执天下之牛耳的“小霸”。
郑庄公领导下的郑国既然一度成了列国中的龙头老大，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冲决旧有樊篱的“领头羊”。
郑庄公对王权的冲击是一波接着一波。
第一波：公元前722年甩开王室征讨卫国。
周平王东迁后在位长达整整五十年，到公元前720年才传位给儿子姬林，也就是周桓王。周桓王登基的第三年，郑庄公即借故入侵陈国，并且“大获”——俘获了不少陈国人。这件事使周桓王对郑庄公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这年的冬天，郑庄公假惺惺地带着礼品入京求见周桓王之时，“王不礼焉”。（《左传·隐公七年》）周桓王竟然不愿意接见他。
郑庄公即位后，他与同母兄弟共叔段之间的矛盾激化。共叔段依仗母亲武姜的权势和宠爱，频频向兄长发起挑战。共叔段先是要兄长封他到制邑去，郑庄公因制邑是个险要之处而不予同意，后封他到京地。共叔段到任后，忽然越出所属地域范围，通令郑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要听命于他，其野心已昭然若揭。不少人主张马上除掉共叔段，可郑庄公仍旧坚持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直到公元前722年武姜与共叔段联手作乱时，郑庄公才决心平乱。当共叔段的儿子出奔卫国时，郑庄公没通过周平王，径自出兵伐卫。这是春秋时期不经周王授权一个诸侯国自行征伐另一个诸侯国的开始。此举使周平王的颜面扫地。当时平王的势力已十分衰弱，面对强势的郑庄公，只得忍气吞声、保持缄默。那是发生在周平王去世前三年的事。
第二波：公元前721年的“周郑交质”。
周平王此时已是当了五十年周天子的人了。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周天子虽然当得不舒畅，不过绝大多数的诸侯至少还对他保持着表面的尊重，但过去一年郑庄公不经过周王室同意擅自出兵攻卫，使他颜面尽失。他虽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有个大臣看出了周平王在想什么，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郑庄公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那是因为大王给他的权太大了，如果分掉他一大半的权，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了。”周平王一想也对。于是立即把西虢公召来，好言抚慰，封其为卿士，与郑庄公平起平坐。周平王是谨慎的，他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可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郑庄公马上得到了这一消息。此时的郑庄公已是无所顾忌，他怒气冲冲地入宫责问周平王为何封西虢公为卿士。周平王在凶相毕露的郑庄公面前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竭力地抵赖，说：“那……那是误传，根本就……就没那回事……”郑庄公一肚子的气，转身就走。为了安慰郑庄公和平息这场风波，周平王让王室特使去郑国和谈，提出为了增进周、郑互信，“周、郑互交质”——让王子狐作为人质到郑国去，让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到周都来。
有学者把“周郑交质”作为春秋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专权的一个重大标志，这是很有道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交质”是周平王自己提出来的，这更能说明当时政治局面的真实情况。
第三波：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即位后郑国对其经济上的挤压。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在郁闷中离开了人世。第二年，周桓王即位。他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企图削弱郑庄公的权力，明确分权给虢公。郑庄公得知此事后，马上做出了反应。这次不再是政治上施压，而是从经济上去挤压周王朝。四月，郑庄公派出大夫祭足带兵把周温地的麦子全割去了。秋天，又把成周一地的稻谷抢先收割掉了。
这对周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周王朝东迁后，失去了大片土地，经济来源十分匮乏，连支撑王室的日常生活都极为困难。许多诸侯都不来朝觐了，说明贡献物也日渐减少。按照当时的礼仪，天子丧后半年是要下葬入土的，可是下葬需要一大笔钱，朝廷的国库里又拿不出，于是只得到诸侯国去借贷。周桓王派成氏子到鲁国求助，要求鲁国以丧礼的名义出一笔钱，鲁国也不肯爽快地从钱包里掏出钱来。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周王朝经济上的窘况于此可见一斑。因此，春秋两季的收成被郑庄公掠去后，周王朝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第四波：公元前707年的“繻葛之战”。
周桓王多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对郑庄公的傲视王权还是心有不服。桓王二年，郑庄公装模作样地去朝见天子，桓王不理不睬，“不礼焉”，就是故意冷淡他。周公曾提醒桓王：“周的东迁，主要靠的还是晋国和郑国，现在虽然出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但为了大局，还是得尊重这位郑庄公。”周桓王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桓王五年，周桓王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与郑庄公平起平坐。桓王八年周王夺去了原属郑的邬、刘、功蒍、邗四邑的田地。这样，周与郑之间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就处于一触即发的险境了。
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完全剥夺了郑国在周王朝中的权力，郑国也宣布不再朝觐。双方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摊牌”。这年秋天，周桓王想先发制人，集结了虢、蔡、卫、陈等国军队伐郑。王率中军，虢公林父率蔡、卫军为右军，周公黑肩率陈人为左军，向郑大举进攻，双方战于繻葛。战争一开始，郑国的左右军挥动大旗鸣鼓前进，蔡、卫、陈等国的军队迅速溃败，于是，郑军集中力量合击周王师。周军大败。周桓王被郑将军祝聃的箭射中肩膀。桓王受伤后，奋力指挥军队突出重围。郑将军要挥师乘胜追击，郑庄公却假惺惺地说：“君子是不应该欺人太甚的，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天子，更不能欺侮于他了。如果能使我得到应得的地位，使国家免于灭亡，就足够了。”那天晚上，郑庄公派出使者祭足到周营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天子的群臣。
通过上面这样四次大的“冲击波”，尤其是“繻葛之战”郑国轻而易举地击败王师，射伤周桓王，周天子的威信一落千丈。原先尚能维持的所谓“王命”现在完全失去了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周天子再也不是天下共主了。
而这四次大的“冲击波”让郑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攀升。“繻葛之战”的当年，周天子恢复了郑庄公在王朝中的崇高地位，第二年，大国齐国被北戎侵扰，不得不向郑国求救。郑国派郑公子忽率军救齐，结果大获全胜。当时的齐僖公为了示好于郑，想把女儿下嫁给郑公子忽，公子忽以小国不娶大国女为妻的理由拒绝了这门婚事！过去宋、卫等国长期是郑的敌国，现在却纷纷向郑靠拢。公元前701年，齐、卫、宋和郑在“恶曹”会盟，共推郑庄公为盟主，与盟的各国表示愿唯郑之命是从。这说明郑的势力已极强，实际上成了春秋初年的天下霸主。
郑庄公去世后，郑国从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的巅峰一下跌落下来，由于国内一直发生君位争夺的斗争，郑国的国力进一步削弱，沦为华夏诸侯中的次等强国，并成为晋楚齐秦争霸中必须争夺的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