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图霸失败

宋襄公在春秋时代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十分有趣、可笑而滑稽的角色，值得一书。

宋襄公即位后的第七年，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死了。宋周围的陈、蔡、卫和其他夷族小国的力量都比宋国弱。鲁国原先是一个大国，但当时正在内乱中。最早“小霸”的郑国也早已中衰。老天似乎给了宋襄公一个称霸的机会。

齐桓公晚年在选择继承人上显得有点犹豫不决。他先是想立公子昭为太子，并明确托孤给当时国力相当强盛的宋襄公，要他在自己亡故后帮助公子昭即位。可是，到最后，齐桓公在易牙等人的鼓动下又答应改立无诡为太子。桓公死后，尸体放置六十七日无人安葬，他的儿子们都把心思放在争夺君位上。易牙等人拥立公子无诡为君，公子昭出逃到宋国去求助。公元前642年，宋襄公联合卫、曹、邾等国，送公子昭回国。在国内的那四位公子不服，就率齐军与宋军抗衡。这时齐国已无人能指挥战斗，士兵看到国政如此糟糕，也都无心恋战，结果齐军大败，宋襄公立马扶公子昭即位，是为齐孝公。就是这样一次来得莫名其妙的胜利，一下子冲昏了宋襄公的头脑，他一心想当新的“霸主”。

宋襄公要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中齐国是不会反对的，因为齐国国君是宋襄公一手扶立的，问题只在于被称为“南蛮”的楚国。楚国的国君根本不把宋国这个中等偏小的国家放在眼里。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鹿上邀请齐、楚会盟，向楚国请求尊他为所谓的“霸主”。楚成王表现得十分狡猾，假意答应了宋襄公的请求。可是，在这年秋天会盟时，楚成王忽然将宋襄公拘捕，并且起兵伐宋，不久又在另一次会盟时，将宋襄公释放了。这一捉一放使宋襄公备受侮辱，他决定讨伐去朝楚的郑国。于是，楚国起兵伐宋以救郑。公元前638年的冬天，宋楚大战于泓水。

当时，整个战争的形势实际上是对宋军有利的。前不久，宋军刚刚战胜了大国之师齐军，宋军的士气比较高涨。而且战争是在宋国的土地上进行的，宋军对地理形势比较熟悉。楚军远道而来，疲于奔命，一时缓不过气来，而且师出无名，将士战斗情绪不高。再加上楚军都是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条件难以适应。战争还未开打，宋军抢先一步来到泓水边上，布好了阵势，而楚军匆匆而来，又急着渡河，显得仓皇失措。

楚军渡河一半时，司马子鱼一眼看出敌人在渡河中阵脚混乱，便对父亲说：“敌众我寡，必须趁其正在渡河时发动进攻，才可以获取全胜。”宋襄公自以为是地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不能乘人之危。那样即使取胜了，也算不得什么。”公子目夷叹道：“多好的时机啊，眼看就要失去了。”

等楚军大队人马过了河，但还没有列好阵时，公子目夷又急着对父亲说：“敌人正乱作一团呢，此时攻击正好。”宋襄公摆摆手道：“我说了，我们是仁义之师，为什么要在对方还没有布好阵的时候出击呢？那样不是显得我们不仁不义了吗？”公子目夷大呼道：“父亲，你那样讲仁义，可只怕敌军是不会对你讲什么‘仁义’的。”

公子目夷的话音刚落，刚站稳脚跟的楚军也不叫阵，也不宣布开战，一股脑儿地挥师向宋军杀过来。这时，宋襄公才下令击鼓进军，但阵脚早已被楚军冲乱。宋军散的散，逃的逃，敌军一下冲到了宋的中军，准备活捉宋襄公。这时，宋襄公大惊失色，命令卫队大力护卫。他的卫队奋力战斗，结果整支卫队惨遭覆灭。最后还是靠公子目夷奋力将他救了出来。楚军的一员大将对着宋襄公射来一箭，正好射在他的大腿上。他一声惨叫，差点儿从马背上摔下来。一个卫士拼死把宋襄公救了出来，自己却被楚军所杀。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遭受重创，从此所谓的“霸业”也成了泡影。

有趣的是，承受着沉重的创痛之苦的宋襄公躺在病床上还在实施精神上的自娱自乐：“我们虽是亡国商人的后代，但却是仁义的君子。君子是不乘人之危的，在战场上是不伤害受伤的对手的，也不擒拿头上长着白发的老人的。这些我都做到了，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站在一旁的公子目夷伤心地流下了热泪。

宋襄公的所言所行，成了千古笑柄，也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司马迁把宋襄公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写在《史记》中，而且花费了不少笔墨，是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来看待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宋襄公是个好心人，甚至可以说是个“仁人”。但是，战争是残酷的，是不能用所谓的“仁”来加以感化的。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借公子目夷的嘴说出了两条真理：其一，在大国争霸的时代，“小国争盟，祸也”。就是说要摆正国家的位置，小国就是小国，小国要好自为之，不能乱来。其二，“兵以胜为功”，战争要凭实力说话，你一味地跟敌人讲仁义，可对方是不会跟你讲仁义的。春秋时代三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实力，没有战略战术，单靠“仁义”，是不可能称霸的。

千百年来，人们没有忘记战争史上宋襄公这个反面典型，对他主张的那种仁义，实在是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另有一些史家对宋襄公争霸的败亡持不同见解。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谓宋襄公以守礼而败，绝非实情。谓其守礼为不度时势，则更以成败论人，而又曲加附会者矣。”这也是一种说法，可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