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痕渐显

根据宋真宗遗诏，群臣上表刘娥，请她早日垂帘听政。按照惯例，刘娥先假意推辞一番，群臣也会相当默契地多次上表恳请，经过几轮推辞与恳请，刘娥“勉为其难”地正式开始垂帘听政。

乾兴元年二月，刘娥降下手书，对于自己今后如何处理军国政事做出说明：“自今以后，中书门下、枢密院军国政事进呈皇帝后，并只令依照平常式样进入文书签字用印，哀家在内庭也不妨与皇帝仔细阅读章表然后商议。如果事情有所未便，哀家马上与皇帝宣召中书门下、枢密院详细商议。如果中书门下、枢密院有重要事宜必须当面奏禀，可同意其请求，哀家与皇帝不必按照规定时间召对，也不必预定奏事时间。”

很显然，刘娥对于军国政务的处理方法充分考虑了她与宋仁宗的现实情况：宋仁宗年纪尚幼，缺乏政治经验；刘娥虽然有宋真宗的授权，但尚未对朝廷事务有进一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她采取了使用传统的文书运行方式，主要依靠宰辅们来处理政务，自己与宋仁宗基本上处于“垂拱而治”的状态。

宰辅们又奏请刘娥，询问她将来在哪座宫殿听政。刘娥派遣内侍传口谕：“皇帝视事，哀家当朝夕陪伴在旁边，何须另外再驾临一殿？”毫无疑问，刘娥想时刻将宋仁宗掌握在自己手中。

众人得了刘娥的懿旨，开始讨论宋仁宗与刘娥一起听政的礼仪。王曾引用东汉故事，请宋仁宗与刘娥五天一次驾临承明殿，届时皇帝在左，太后坐右垂帘听政。丁谓提出不同看法，他想让宋仁宗每月初一、十五接见群臣，如有大事，太后与皇帝召见宰辅们一起讨论决策，一般性行政事务则令内侍雷允恭传奏，皇太后在禁中直接批示处理便可。王曾不敢明确反对丁谓的主张，只能忧心忡忡地说：“两宫不在一起，全凭内侍居中传递消息，是萌发祸端的先兆啊！”过了几天，刘娥再度降出手书，垂帘听政一切事宜都完全依照丁谓的建议。

刘娥为何会听从丁谓的建议？这其中有刘娥的私心。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性事务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朝政内容，如果按照丁谓的建议，刘娥便可以抛开宋仁宗，根据自己的想法独自处理。遇到重大事务，刘娥与宋仁宗同时在场处理，这样既能保证刘娥享有一定的政务处理自主权，还能保证朝政不会脱离她的掌控。丁谓的建议也有私心，那就是减少刘娥与宰辅们直接接触的机会，避免有人对自己不利。另外，丁谓早已暗地里与雷允恭勾结在一起，有任何消息需要传递给两宫，雷允恭都会事先与丁谓商议过后才进呈。甚至学士院草拟制词，雷允恭也是先拿给丁谓审阅，丁谓认为没有问题后才进呈刘娥与宋仁宗。很显然，丁谓与雷允恭垄断了朝政大权。丁谓自以为通过与雷允恭的勾结，就可以掌握刘娥对前朝信息的认知，从而将其蒙蔽。

丁谓与雷允恭狼狈为奸，借宋仁宗和刘娥的名义狐假虎威，自以为大权在握，不禁心生骄纵，对刘娥也有些不放在眼里。机敏的刘娥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她不动声色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娥声称年幼的宋仁宗贪睡，无法按时上早朝，令内侍传旨中书门下，届时自己独自接受群臣朝见。

刘娥的借口听起来冠冕堂皇，不过宰辅们却不这么认为。毕竟自古以来在朝堂上公开接受群臣朝见的只有天子，一旦刘娥独自在正殿接受臣僚觐见，就突破了传统的太后临朝格局，向着“女主”的方向发展。上述旨意送达中书门下时，只有宰相冯拯在场。冯拯善于明哲保身，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轻易答应，但又不敢直接表示拒绝，于是以丁谓不在，自己不敢擅作决定为由，派人去请丁谓前来商议。丁谓也觉得刘娥的野心太过明显，不敢贸然应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刘娥独自面见臣僚，丁谓原本设想独揽朝政的美梦便会不攻自破，因而他极力反对此事，声称并无先例。他甚至还当着内侍的面，斥责冯拯等人为何不当场拒绝刘娥的要求。内侍回到宫中，将丁谓的态度如实告诉了刘娥，刘娥听后心中十分不快，特别是听说丁谓当着内侍的面毫不留情地斥责冯拯，刘娥更加生气，觉得丁谓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丁谓后来又对每月进奉给后宫的月钱数额指手画脚，这惹得刘娥更加不悦，认为他胆大妄为，想要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刘娥与丁谓之间的默契关系出现了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