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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文笔(2)

请看他给江阴卫指挥吴国兴的手令:“即日我用马军往淮上取濠州安丰,你那里则是守城,不须与人野战。你那城中马军,可拨一百精锐的,教忽雷王元帅领来厮杀。你料着不妨,便拨将来。”

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

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也,哪里直要我都料定。”

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

在不经意间,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他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一看便知,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仿佛在听朱元璋训话,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比如:把你们说成“你每”,户部说成“户部家”,充军说成“拿来做军”,依律判罪说成“依律要了罪过”。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就一清二楚了。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明白晓畅的口语,到了史官的笔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文字固然简洁,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经消失殆尽了。

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朱元璋的《御制文集》里面还有,一篇写于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依然是原来面貌。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对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诏书,亲自动笔,以示重视。诏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伽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显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气,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一口一个“俺”字,一口一个“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者”,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你西番每怕也不怕”,哪里有一丝一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绉绉口气!

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夹杂口语,半文半白,已经司空见惯。

《御制文集补》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读来颇感疑虑: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尽管有点流于“打油”,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一首题名《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蹈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大家挤在一起,“夜间不敢长伸脚”,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他偏偏说“恐蹈山河社稷穿”,野心十足,霸气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口写的,题名《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这是对唐末黄巢《咏菊》诗的应和。黄巢的诗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就诗论诗,朱诗略显逊色。毕竟黄巢是“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的人。不过,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元璋造反成功,当上了开国皇帝,霸气更胜一筹。“我若发时都吓杀”,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登极以后果然如此。吴晗《朱元璋传》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当时的人真的“都吓杀”了!

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或者根据《全明文》,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为文或不喜书,诏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辞,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形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另一个御用文人——才子解缙,原本敢于讲真话,可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也和宋濂一样,赞不绝口:“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楮以俟。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雷轰电烛,玉音沛然,数千百言,一息无滞。臣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上进,才点定数韵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说不是阿谀奉承,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他编撰的《列朝诗集小传》,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太祖高皇帝”,并且说明把他“冠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竟然和宋濂、解缙、钱谦益一般见解。他编撰的《静志居诗话》,卷首第一人还是“明太祖”,说道:“孝陵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三百年诗教之盛”,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宋濂、解缙、钱谦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