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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高皇帝的“免死铁券”(2)

皇帝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陈宁、涂节之类,而是李善长这样的开国元勋。这种心态被敏感的官员察觉,立即投其所好,纷纷请求株连李善长、陆仲亨等人。奇怪的是,皇帝没有同意,说道:我起兵时,李善长来投奔,当时我二十六岁,善长四十岁,他的建言大多符合我的意思。陆仲亨当时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跟随我出来打天下。这些人都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杀他们。

这是实情掩盖下的谎话。并非“不忍心”,而是不能下手。因为已经给李善长、陆仲亨等人颁赐了“免死铁券”,上面刻了“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字样,仅仅是“擅权植党”是不能处死的。因此必须把“胡惟庸党案”的罪状逐步升级,罗织“谋逆”罪,才可以把拥有“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置于死地。

果然,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党案逐步升级为“谋逆”,并且牵连到李善长等人。朱元璋振振有词地说:满朝都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且用《昭示奸党录》这样的正式文件公布于天下。现在人们看到的有关这一案件的记载,无论《明太祖实录》还是《明史》,其源盖出于此。

确定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的“罪证”有两条。其一是他的弟弟、胡惟庸的侄女婿之父李存义的供词,其二是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告发。《明太祖实录》与《明史·李善长传》所说大致相同,其情节之跌宕起伏犹如小说。

《明史·李善长传》很少细节描写,唯独这一情节大肆渲染:“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弹劾。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

《明太祖实录》煞有介事地写道,胡惟庸登门拜访李善长,屏退左右,密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胡惟庸欣然告辞,派遣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派遣元朝旧臣封绩带信给北元政权,“请兵为外应”。

一场子虚乌有的“逆谋”——“通倭”“通虏”的反叛阴谋,如此这般虚构成功,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成语的精髓。

罪状罗织完成,朱元璋发话了:“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你李善长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亲国戚,知道胡惟庸的“逆谋”,居然不揭发,不报告,狐疑观望,首鼠两端,如此大逆不道,理应满门抄斩。很快,圣旨下达:处死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被杀,只有长子李祺因为有其妻临安公主庇佑,而幸免于难,李祺的儿子李芳、李茂也因此逃过一劫。

受此案株连,同时被杀的功臣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唯一的定罪根据,就是陆仲亨的家奴告发,说陆仲亨勾结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侯爵,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明史·陆仲亨传》的这种说法,显然出自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冤案。一年后,郎中王国用向皇帝递交《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这份状子其实是才子解缙起草的,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串通胡惟庸谋反”的诬陷不实之词。大意是说: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功臣,假使帮助胡惟庸成事,也不过是第一功臣。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何苦如此!李善长一向“子事陛下,托骨肉至亲,无纤芥之嫌”,“未有平居晏然,都无形迹,而忽起此谋者”。说得朱元璋哑口无言,默认是枉杀。

当时的宣传,一律按照《昭示奸党录》这样的官方文件为准绳,真相究竟如何,明朝人也感到扑朔迷离。不过对于此案持怀疑态度者也不乏其人,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就对胡惟庸“谋反”的说法表示怀疑;谈迁的《国榷》明确说:“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不过是怀疑而已,没有展开论证。吴晗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广泛发掘史料,考证辨析,才使真相大白。他的结论是:第一,“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第二,“李善长之被株连,其冤抑在当时解缙所代草之王国用疏辞辨之甚明”。

既然胡惟庸并无“谋反”动机与行动,那么李善长等人串通胡惟庸“谋反”,便成为无稽之谈。

朱元璋真是煞费苦心,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言而无信之讥。在所有的“免死铁券”中,都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预先埋下一个钉子:“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有了这一条,后来大杀功臣就谈不上言而无信了。

被朱元璋誉为“立功最大”的徐达,是否可以“免死”呢?

徐达南征北战,立下丰功伟绩,但从不居功自傲,一向恪守为臣之道。朱元璋经常设宴款待,以“布衣兄弟”相称,徐达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愈加恭慎。朱元璋多次对他说:徐兄功劳大,至今还没有安定的居所,我想把吴王旧邸送给你。徐达再三推辞。有一天,朱元璋邀请徐达在吴王旧邸饮酒,乘他酒醉,命人把他抬到吴王寝宫就寝。徐达醒后大惊失色,跑到阶下叩头,连呼死罪。朱元璋大为喜悦,随即吩咐有关部门在吴王旧邸前为他建造甲第,并且在牌坊上题写“大功”二字。胡惟庸出任左丞相,想结好于徐达,徐达鄙薄其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设计陷害,贿赂徐府门房福寿,指使他诬告主人。福寿不为所动,向徐达如实禀报,使得胡惟庸的卑劣伎俩未能得逞。因此徐达时时向皇帝提醒,胡惟庸此人不可重用。

洪武十七年,因过于辛劳,徐达在北平患病,是极为凶险的背疽,朱元璋派遣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前往慰劳,把他召回南京。次年二月,徐达突然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明史·徐达传》没有说明,只有简单的四个字:“病笃,遂卒。”吴晗《朱元璋传》根据其他史料,给出了答案:徐达患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特地赏赐蒸鹅,派遣使臣送到徐府。徐达流着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此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不然。徐达一向是胡惟庸的死对头,当然无法列入“胡党”之中予以整肃,况且还有“免死铁券”在手,并无“谋逆”,可以免死两次。要他死,只有这种不露痕迹的手法了。可见“免死铁券”对于徐达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朱元璋的表演技巧着实高明,他停止上朝,前往哭临,居然“悲恸不已”,事后还追封徐达为中山王。

皇帝赏赐的“免死铁券”不是护身符,充其量只能算是荣誉证书,他可以变着法儿让你死,你还不能说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太祖高皇帝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