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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解缙的政治生涯(1)

方孝孺冒死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大义凛然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誓死不屈。后来这个即位诏书是谁起草的呢?就是“叩马首迎附”的建文旧臣解缙。方孝孺死得很惨,那么解缙的结局如何呢?

解缙是明初声誉鹊起的才子,明朝遗老钱谦益在清初编撰《列朝诗集》时,于每一诗人名下列其《小传》,其中如此描述解缙的聪明绝顶:“五岁时,族祖抱置膝上,戏之曰:‘小儿何所爱?’应声作四绝句,其一曰:‘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吾家。’……年十九,举进士,倚待辄数万言,未尝起稿,善为狂草,挥洒如雨风。才名烜赫,倾动海内。”郎瑛《七修类稿》记录一则逸闻:“永乐中,中秋开宴,不见月,圣情不怿。学士解缙口占《落梅风》一阕云:‘姮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著臣见。拚今宵,倚栏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又赋长短句一首,上览之欢甚,为停杯以待。夜午,月复明,上大笑曰:‘解缙真才子夺天手也!’”

万历时的状元焦竑这样评价他:“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这是把他和西汉的文学家东方朔比较。和同时代人相比更是如此,焦竑说:“吉水解学士缙,天资甚美,为文多不属草,顷刻数千言不难,一时才名大噪。时杭有王洪,吴有王璲,闽有王偁,尝谓希范曰:‘解学士名闻海内,吾四人者,足以撑柱东南半壁。’”

因为是才子,解缙行事异于常人,洋溢着真性情。人们说他重义轻利,笃于故旧,乐于引荐士人。他常常对人说:“宁为有瑕玉,不为无瑕石。”这可以看作他的自况:宁愿做一块有瑕疵的美玉,而不要做一块无瑕疵的石头。“重义轻利,笃于故旧”的品性,自然是胸无城府,心无崖岸。人们出于景仰,向他索取诗文墨宝,每天络绎不绝,他是来者不拒,从来没有厌倦的意思。友人提醒有些人不应当给予,他笑着说:“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一派名士风度。

他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受到三位皇帝的刮目相看,居然在建文、永乐鼎革之际屹立不倒,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最终却死于锦衣卫诏狱,时年不过四十七岁,令人感慨系之。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予庶吉士之职。太祖朱元璋对这位青年才俊很是看重,对他说:我和你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恩情上说犹如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为皇帝的真心所感动,立即上了一封万言书,大有知无不、言无不尽之意,言辞颇为直率尖锐。

比如他说,法令屡屡更改必然导致人民疑惑,刑罚太繁苛必然导致人民玩忽。从国初至今二十年,几乎没有不变的法令,几乎每天都有犯错误的官员。经常听到陛下震怒,锄根剪蔓,株连奸逆;从未听到陛下褒奖好官,并且始终如一。希望改变刑罚过于繁苛的状况,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就应当释放,廷杖八十以后不得再加刑罚。

又比如说,近年以来,监察机构的纲纪不严肃,官员们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不能激励清要,提倡风采。监察御史纠弹官员都仰承皇帝密旨,每每听到有什么旨意,才上疏弹劾,目的是求取皇上的恩宠,这是小人趋媚效劳的雕虫小技。陛下何不肝胆相照呢?

再比如说,由于官风不正,贤人羞于同流合污,庸人习其风流而乐此不疲,以致是非颠倒,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词,吏部任用官员没有贤否之分,刑部断案没有枉直之别。

这些话的分量很重,直击要害,却没有激怒朱元璋,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讲究技巧,把责任都推到臣下身上:“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朱元璋看了这份万言书后,不但没有光火,反而称赞他“有才”,只是有点“迂腐”,“年少而语夸”。而后解缙又向皇帝进呈《太平十策》,批评分封二十几个皇子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用西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勾结闽越、匈奴意图叛乱,以及景帝时吴王刘濞引发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来提醒朱元璋。

才子总是恃才傲物,不知检束,他竟然进入兵部索要皂隶,对兵部尚书出言不逊。朱元璋获悉后说,解缙因为担任“冗散”之职,而发牢骚,有些“自恣”,命有关部门将他改任为御史。当时适逢都御史袁泰恣意横行,激起御史们的不满,但是,没有一人敢起草弹劾奏疏。解缙毫无顾忌,挥笔立就,一一揭露其奸恶劣迹。这就是解缙的风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更加“知无不言”了。洪武二十三年,退休首相、韩国公李善长惨遭灭门之祸,解缙代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鸣冤,言辞极为犀利: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

说得入情入理,逻辑严密,把强加于李善长的罪状——串通胡惟庸谋反——驳得体无完肤。然而灭门之祸既成事实,死者不可复生,他希望皇上引以为戒:“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犹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朱元璋看了这篇奏疏,没有怪罪解缙,因为他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不过由此领教了解缙的厉害。不久,在召见其父解开时说道:你的儿子大器晚成,现在不如归去,多读点书。又对解缙说:你回去尽心于古人,十年以后再来大用,还不晚。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随侍左右的解缙赶走了。

八年以后,朱元璋死了,解缙回到京师,由于以上的过节,有关部门官员借口其违反圣旨,而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应舍弃亡母老父出行,把他贬官到边远地区,使得这位才子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之中。他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诉说衷肠: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在奏疏中常常表达不同政见,比如反对分封诸王,比如为李善长鸣冤,遭到一些人的痛恨,企图陷我于法……此次贬官远行,“扬粤之人不耐寒暑,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伍于吏卒,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信写得哀怨悱恻,低声下气,已经看不到昔日风流倜傥、意气扬扬的景况,前后判若两人。他请求董伦帮忙,或者调回京师,或者返回家乡。董伦是讲义气的,鼎力相助,向建文帝推荐,使他得以被召回南京,出任翰林待诏。

燕王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宣布悬赏捉拿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等左班文臣二十九人,翰林待诏解缙与吏部侍郎蹇义,户部侍郎夏原吉,翰林院修撰胡广、李贯,翰林院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给事中胡濙、金幼孜等文臣,“叩马首迎附”,由建文旧臣摇身一变而为永乐新贵。

朱棣想借用他的文才,为自己粉饰。既然是“叩马首迎附”,解缙再傲慢也别无选择。

朱棣登上皇位后,第一要务就是篡改历史,他对于建文时期编写的《太祖实录》十分不满,参与其事的叶惠仲因为秉笔直书有关燕王谋反之事,被诬陷为“逆党”,遭到“族诛”的酷刑。朱棣随即下令焚毁《太祖实录》草稿,重新编写,由曹国公李景隆与尚书茹瑺挂名监修,解缙作为总裁,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修改后的《太祖实录》,开国功臣的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附诸公所喜者,全被删削;建文一朝四年史实荡灭无遗。这当然是皇帝朱棣的旨意,但作为总裁的解缙不能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恐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