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1）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公元757年正月，虽已开春，但天气依然寒冷。大唐王朝也正处在最“冰冷难挨”的时刻，安史之乱像南下的寒潮一般，将繁华恢宏的大唐王朝，从花团锦簇的“夏天”直接拉进了萧条肃杀的“寒冬”。
此时唐王朝东部的重镇——睢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正处在安史叛军的围困之中。
这支叛军的首领，是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手下的大将尹子奇。他领兵十三万，将只有六千八百名守军的睢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
凭借压倒性的优势，志在必得的叛军给守城的大唐官兵下了最后通牒：希望守将张巡开城投降，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如果张巡照做，则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如果张巡执迷不悟，待到睢阳城破之后，城内鸡犬不留。
但是张巡拒绝了，他不仅没有投降，还带着这六千八百名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条件下死守睢阳城近十个月，茶叶、纸张、树皮……只要是能咽得下去的东西，都成了士兵们的食物。睢阳保卫战，成了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一战。
作为江淮地区的门户，睢阳保卫战的成败，可以说决定着大唐王朝的命运。
但周边的大唐守军面对睢阳城的艰难处境，居然都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哪怕张巡三番五次地派人突围求援，旁边的其他唐军依然无动于衷。
当时兼任河南节度使的宰相张镐，深知睢阳城的重要，于是，他曾多次下令，叫亳州刺史闾丘晓务必要出兵救援睢阳。但这个闾丘晓却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为了不让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上，他居然按兵不动，将张镐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
无奈，张镐只得亲自率军南下，驰援睢阳。不幸的是，在他赶到之前，睢阳城被攻破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的张镐，南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违抗军令罪，将闾丘晓斩首。
行刑前，闾丘晓涕泪齐流，向张镐求饶说：“我家中还有老母要赡养，还望大人可以放我一条生路。”
但张镐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是淡淡反问道：“那王昌龄的老母妻儿呢？”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这个闾丘晓，曾在大诗人王昌龄途经亳州时，下令将其杀害。
闾丘晓杀死王昌龄的原因，在历史上并没有任何的记载，已经成了一个未解之谜，也为王昌龄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但这并不会让王昌龄就此淹没在历史当中。他的才华与诗句，依然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王昌龄虽然出身贫苦，但他从小就立志报国。后来，王昌龄弃文从武，虽未建功立业，诗名却越来越大；可等到王昌龄好不容易当了官之后，又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屡遭贬谪，四处漂泊。
即使这样，王昌龄依然没有放下心中最初的志向，这首《芙蓉楼送辛渐》，正是王昌龄在逆境中的呐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诗人大多出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家庭条件大多不错，要是连吃都吃不饱，谁还会想起写诗呢？
王昌龄却不同，他出身于平凡之家，和王维不一样。两人虽然都出自山西，但王维的这个“王”是太原王氏，太原王氏自打秦朝开始，就一直都是河东地区的名门望族。
王昌龄则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就放牛种地，长大了也没想过考取功名，只是半耕半读，过着舒适安逸的田园生活。
后来有很多人都说，当时的王昌龄是在“隐居”，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王昌龄就不曾“显”过。
只有像王维那样，十几岁便名动长安，二十几岁就考取功名，后来又找了个环境清幽的地方修身养性的“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说自己是隐居。
而王昌龄却不一样，他虽有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但一开始，他根本没想过要追求功名。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作品《题灞池二首》看出来。
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
世事不复论，悲歌和樵叟。
…………
我腰上别着镰刀去干吗呢？到东园去割韭菜吧。这世道就不用谈啦，都是悲伤的故事和琐碎的农事。这首诗意象简单，意思也很清晰。
一方面，王昌龄写出了自己的田园农家生活：割韭菜、砍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他用“悲歌”形容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底色是清贫、劳苦的。
另一方面，他又安于这种生活，不想理会世事，过自己的田园生活即可。联系到当时正是唐玄宗统治早期，正处在开元盛世，老百姓们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王昌龄作为一个农人兼文人，生活得也比较滋润，所以他还是很“佛系”的。山河稳固，百姓富足，我独清贫，亦自逍遥。这反映了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心态。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跑到嵩山去求仙修道，好不自在。
可就在这时，朝廷开始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彻底改变了王昌龄的生活轨迹，那就是：兵制改革。
其实唐朝和汉朝一样，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受外敌的困扰，西面是吐蕃，北面是突厥，东北面有契丹，西北面还有西域诸国。只是由于唐朝当时的国力强盛，四方诸夷不敢轻举妄动。
但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开始有所减弱，边防的压力骤然增加。唐玄宗为了缓解压力，将原来的府兵制，逐渐改成了募兵制。
所谓府兵，就是军队隶属于某个地方，平时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等爆发战争，再展开训练，武装起来应战。而募兵，则是由将领直接招募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军士。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府兵平时虽然不训练，但从事生产，对财政的压力较小。而募兵虽然战斗力强，但财政负担更大。
更重要的一点是，府兵制时，军队隶属于各个地方政府，而募兵制，则让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将领统率，这就给了将领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机会。
因此，唐朝后期有很多叛乱，都是由这些掌握军权的将领发动的，比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