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2)
“文革”知青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
1956年,蔡昉出生在北京。“小学有拉练,学农。在农村我上过一年高小,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过3年。”蔡昉说自己与农村结缘比较早。“文化大革命”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镇一所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昉被送到了这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在与同学的亲密接触中,他开始参与到农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秆,每日放学后,邀上三两伙伴,一起到很远的野地里去割草,有种交游天下的感觉。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农村,什么都不懂。蔡昉清晰地记得一件事:一天,在田野里,他看到一个玩伴赶着驴车得意扬扬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吗?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个人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或许,这时的蔡昉有了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儿时的蔡昉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后会成为一名学者,中学一毕业他就被派去北京郊区插队。那时的蔡昉,唯一的想法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的愿望是当产业工人。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做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消息。古人在论及人生大喜时,常用“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之类的话来形容,其中有的比喻虽然不甚贴切,但也道出了一种人生体验。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广大知识青年在听到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后,确实有一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
“就像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路,四处一片漆黑,你原来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已经绝望了,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点火光,你立刻知道自己有希望了,知道方向了,你就会本能地、不顾一切地向那火光奔去。”蔡昉在谈到当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内心的感受时这样形容。
“那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改变!人有时也是需要运气的。”其实,这不仅仅是蔡昉的运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运气,更是那个时代的好运!多少中国人一听到恢复高考的喜讯眼圈一下就红了,浑身都在发抖!那种震撼,那种兴奋,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蔡昉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很多,人潮不断地涌来涌去,一会儿涌到这个门口,一会儿涌到那个门前,经过几度推推搡搡,终于在一个门口排起了长队,每人从工作人员手中领到一份高等院校考生登记表,限一周内填好交回去。这么多的考生,自己能考上吗?蔡昉不禁心生疑虑。但看到有的考生一拿到高等院校考生登记表,就迫不及待地以花坛为桌子,在报考志愿栏中写上了“青华大学”时,蔡昉觉得踏实了,心中想,就凭你们把“清华大学”写成“青华大学”的水平,就不一定能考上。
回到家里,在填写高等院校考生登记表中的“报考志愿”这一栏时,蔡昉颇为踌躇。就自己本人的特长和爱好而言,应当报考大学的中文系。但是当时全国上下充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宣传,每一个有志青年无不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贡献一份力量。蔡昉起初也认为,学习自然科学,毕业后当个工程师,通过自己的技术,可以直接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而学习社会科学,毕业后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贡献是间接的。
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权衡,并征求父母、亲友及中学老师的意见,蔡昉最终在第一志愿一栏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专业则选择了农业经济系。在谈到报考大学所选择的专业时,蔡昉说:一是因为他有农村生活经验,同在城市生、城里长的人相比,自己与农村、农业、农民的渊源或多或少要深一些;再就是他征询了老师等人的意见,认为报考文科不能抱着中文、历史不放,因为今后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当时,第一次公布的专业目录中没有法律,也没有工业经济之类可以在城里干的建设事业,于是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学。蔡昉没有想到,从此他“就上了这条船”。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所谓“复习”,应当说是重新学习更为恰当。为了解决当时没有课本、缺乏高考复习资料的问题,蔡昉就去找昔日的高中老师和同学。常常是一个人找到一份某科的高考复习资料,就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分给众人,资源共享。蔡昉说:“大家拿到手就背,回过头看,也有不少笑话。”
12月,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来到了。蔡昉作为570万考生的一员走进高考考场,心情自然十分紧张而激动——而此前,这种选拔大学生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在赶考的路上,蔡昉也不时地拿出复习题反复默背,“临阵磨枪”。
高考之后,是一段在焦虑不安中苦苦等待的日子。等了一天又一天,盼了一夜又一夜。一天,正在午休的蔡昉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急忙起床打开门,邮递员说:你已经被大学录取了!听到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后首批大学生,蔡昉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蔡昉真是欣喜若狂。作为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员,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蔡昉直至今天仍然念念不忘:“我们这一代人都很感激邓小平,高考给了我们发挥才智、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能够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样的好事竟会落在自己这一代人的头上,当时的蔡昉感觉仿佛“天上掉下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