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6）

这么多年来，蔡昉一直是国家有关规划专家组的重要成员，参与相关工作。他说：“不管你是不是专家组成员，其实你作为社科院的研究人员都应该为国家决策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承担一些课题。”每次接到任务，他总是乐此不疲，积极参与讨论，发表个人及所在集体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有关人口与就业政策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踊跃建言。

蔡昉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早在1998年他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一书。蔡昉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通过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具体的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的理解，是他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转轨下的中国，蔡昉从“三农”出发，逐步关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

在朋友的眼中，蔡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而，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蔡昉往往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早晨7点就会起床，常年的睡眠不足令他的双眼透着血丝。但多年来，蔡昉恪守学者本位，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蔡昉眼中的学者，首先是能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我希望我自己、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够成为这类学者。”在蔡昉的心目中，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打了折扣。所以，他所主持研究的课题，大多都具备翔实的材料、大量的调查数据、精确的数量模型和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蔡昉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他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官方色彩，但他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所有的研究都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并不是决策者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而是必须进行独立研究。他说：“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跟传统的、普遍的认识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我都会将其发表。”

很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选择了离开，而蔡昉留了下来，这成为他不断扩宽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在变，我没有变。既然外面不变，里边研究的内容就要都变一点，要不很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蔡昉笑言自己在打“阵地战”。

如果以动、静来划分人的性格，蔡昉一定属于后者。他习惯于理性地思考问题，以心灵的平静来抵抗日渐喧嚣的世界，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而这几年来中国的现实却让他觉得难以平静。蔡昉的思考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加速累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便习惯于把经济学叫作沉闷的科学。如果从经济学不能像美术作品一样陈列于展览馆，像音乐一样演奏于殿堂，供普通人欣赏这一点来说，它固然是沉闷的。但把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相比较而认为它尤其沉闷，则冤枉了这门学问。一门学问区别于其他学问的特点，不在于人们是否以习惯的方式去欣赏它，而在于该领域的从业者是怎样思考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以及如何进行讨论。蔡昉说：“经济学被好多人认为‘沉闷’，首先在于它思维方式的抽象性。然而，抽象的确是必要的，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抽象来揭示最本质的东西。当然，有时过度的抽象也会妨碍我们观察事物的差异，所以需要的是适当的抽象。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中不乏一些运用抽象法的经典之作。经济学被认为‘沉闷’，可能还在于经济学家貌似严肃的工作方式。”

笔者读过蔡昉的一些经济随笔，其实读来很轻松，充满思辨性。他的随笔或用相对简洁的语言“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或叙述身边发生的事件阐述某种经济学道理，或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述个人的经济思想。的确，好些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充斥着复杂的公式和统计，这无异于挂起了一道“闲人免进”的牌子，让离不开经济生活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远离经济理论。在这方面，蔡昉无疑是一个创新的典范，给经济学的“沉闷”带来清新。蔡昉说：“做学问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看待，要讲究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活得有情趣。经济学是学问，经济学家要讲职业道德，也要有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