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2）

对于中国改革的路径设计，从一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和一些社会学家就存在着认识分歧。有些经济学家始终认为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而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等问题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符合道德但却符合经济理性”的增长代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观点影响了某些政策的取向和社会舆论。

这一流行甚广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经济学分配理论中有一条颇为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其大意是，在经济快速起飞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急剧扩大，但当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状况。这一理论给中国经济学家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变化也将符合这条变动曲线，即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符合发展规律的拐点。2006年前后，李培林曾分析说：“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大大超过了1000美元，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短期内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能够根本扭转。”更令人担忧的是愈来愈大的城乡差距，“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才能达到2000年城镇人均收入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在20年以上，这还必须以保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8为前提。‘十五’期间国家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这样的坚决措施，农民收入在2004年和2005年获得较快增长，但五年平均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几乎只有城镇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李培林认为，“五个统筹”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

在李培林看来，“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和变化。在那些一直以追求GDP增长为工作中心的各级领导干部心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五个统筹”会不会使我们的整体发展速度降下来？对此，李培林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各种经济指标中，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总量指标，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许多福利总量的损失和发展的代价，GDP都难以反映出来。”李培林进一步阐述道，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观的转变，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

据李培林介绍，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规划报告和1970年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划的底本，都是强调以GDP的增长为核心。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发展战略的局限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日益明显：资源浪费和短缺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贫富差距悬殊、产业结构畸形、外债有增无减，等等。很多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如平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往往被作为增长的代价牺牲掉。这样就形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替代发展战略”不断出现，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是一种最新的“替代战略”。

李培林说，中国的状况不容乐观，譬如我国现在总体上已成为淡水资源非常紧缺的国家，过去东北地区和长江沿岸一些从不缺水的城市，现在已普遍出现缺水的状况，而且这种情形仍在蔓延，很多城市已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口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2003年年初大规模暴发的“非典”疫情更是让全社会认识到，不仅我们的公共卫生和防疫系统存在重大疏漏，政府信息披露迟缓和处理危机事件能力不尽如人意，而且我们整个发展战略也需要调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做出了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决定，在“非典”经验总结会上，胡锦涛主席坚定而明确地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

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必将给各级政府带来新的挑战。“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社会发展是‘软’道理，经济增长是赚钱的，社会发展是花钱的，不挣钱哪有钱花？”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过去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中，往往把他们的业绩与当地GDP增长的速度联系在一起。李培林说：“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意味着要以人民福祉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必须认识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认为，我国已不再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经济走上了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责任，也不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去做各种产业投资的计划，而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

在李培林眼里，社会发展是一项整体的系统工程，发展的要素不仅是指经济和财富的增长等“硬件”，而且包括政策调整、体制改革、机制转轨、观念转变等“软件”。各种新要素的导入、传播和经济的数理增长，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人民生活和各个非经济领域也发生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