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6）

从生活变迁中洞察当今中国“社会新常态”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减贫脱贫、医疗健康、社会治理等重要民生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生领域改革取得巨大进展，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建设迈上新台阶。

李培林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超过物价增长速度，而且超过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大众消费活跃时代开始到来。近年来，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和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及去产能产业的就业安置任务繁重，同时国际经贸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采取一系列更加有效的促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为国际减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考察工作期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李培林说，2020年，我们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项世所罕见的伟大减贫工程，将深刻改变我国农村贫困地区面貌。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李培林说，我们大力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全面建设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所以，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的比例，被人们称为“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但是，李培林认为，“恩格尔系数”无法反映饮食结构的变化，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情况下，饮食结构的变化本身，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家庭或国民，其粮食支出在食品支出中的比重越小，其生活水平越高。李培林戏言，仿照“恩格尔系数”，他把粮食支出占食品总支出的比重命名为“李氏系数”，也就是说，即便“恩格尔系数”不变，只要食品支出中的粮食支出占比降低，也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

言及当今中国正经历哪些转折时，李培林说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呈下降态势，但近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李培林说，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他认为，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已到来。

李培林认为，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李培林通过调查发现，“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但这个调查结果一度遭到了不少人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真苦真穷，学者们还说他们幸福感高，是在粉饰问题。对此，李培林有自己的理解：“‘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主观生活质量。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欲望除以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欲望’大小这个分母。人们常说比较产生痛苦，而社会越开放，人们比较的参照就越多。”

李培林解释说，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不一定就幸福，毕竟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不在少数。当然，农村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常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李培林说：“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常识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久违的文学梦与难了的经邦济世情

1955年5月，李培林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书香门第。他家祖上曾连续五代从事乡间私塾先生行当。小时候，李培林的祖父给他灌输的观念是，将来是读书人管理的世界，不管世道怎样变，只要读书就有饭吃。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李家对“教书人”的看法。那时，李培林的父亲任山东师范大学校长，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批判，幸好他“老实人”的形象和对政治风云的嗅觉不灵敏救了他，他很快“靠边站”，并去“五七干校”劳动，避免了许多皮肉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