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1）

用双脚为农民兄弟代言

温铁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2003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有“温三农”之称。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等单位或部门工作过；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等。

他，一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只用双脚做学问。他说：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

温铁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得意门生。杜润生曾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参与主持起草了五个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与中央“一号文件”，温铁军自然是权威的发言者之一。早在1987年，他就大胆提出，中国没有单一的农业经济问题，应该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问题”。那次采访，“高谈阔论”的温铁军不堪忍受屡屡打进来的电话，索性拔掉电话，一心一意接受专访……

“一号文件”破题头号问题

1978年小岗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响了实施改革开放的第一枪。40多年来，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如今“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982年、1983年、1984年，这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开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制度改革之先河。

温铁军说，其实，中国历朝历代几千年的农业基本形式就是家庭的经营。“这种家庭经营形式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亚洲地区也是一种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不妨简单地说就是家庭经营，或者叫作家庭承包经营，但基本上是一种小农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形式。五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主要是以农民家庭生产、家庭经营为形式的。1955年刚刚开始进入合作社的时候，浙江地区的一个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在农村蹲点时就发现了老百姓实际上搞的是家庭承包经营，即以合作社为形式，是集体经济，但是农民在具体生产过程中，1955年的时候就有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为什么到1982年以后，1982、1983、1984这三个文件相对来讲都以肯定或者推进家庭承包经营这样一种形式为文件的主要内容呢？是因为我们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所走的路是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得从农业提取积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就得原始积累，我们组建了一套集体化的制度。这套集体化的制度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这一点已经在改革这么多年之后越来越清楚地被国内外的理论界认同了，那就是说中国是用了集体化的方式来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完成了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你要想从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就得有一个建立工业的过程。这就要建立某种形式，把农村大量劳动力集中起来投放到国家基本建设上，这样就节省了资本。”

温铁军结合个人的经历说：“我们插队的时候都知道一个道理，国家占的多，比如种的麦子，今年收成好一点麦子多产一点，我能不能多分一点？不能，国家早就‘三定’，给你定死，我们一人分80斤麦子，除了你分的80斤麦子，其余国家拿走。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从农村多拿的制度，给你留下维持生活的基本口粮，我们当时分配的时候叫人七劳三比例先决，先给人分70，剩下30按劳动力分。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我这种壮劳力，拿最高分都吃不饱，当时确实有吃不饱的问题。大家都大包干，同时也意味着你要那一块，我给你，剩下你别管，全自己干了。这当然会让农民有生产积极性，而原来那块不管你打多少全都国家拿走，只给你留80斤，那样你就没有积极性。一方面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本身让农民分户经营了，这是基本经营形式的改变，还有分配方式的改变。国家就定下来我拿这么多，当时叫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条分配方式的改变也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大家简单认为大包干起了制度贡献作用，导致增产，这是一个方面，分配方式改变也是一个方面，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使农民多打能够增收，这也是重要方面。”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当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并且使农民连续7年收入增加。”1987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涉农的“一号文件”出台，这并不意味着农业被边缘化了。2004年中央又开始连续出台涉农“一号文件”。“相隔18年，再出台针对农业的‘一号文件’，表明中央不仅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且开始以文件形式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