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越甲可吞吴（2）
1952年八一建军节的上午，第五十七师官兵在汉中驻地的大操场集结。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值班参谋对全师8000名官兵下达了“立正”的口令后，张师长用一口夹带山东莘县口音的普通话，向部队宣读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的命令，然后与张文彬一起，乘坐一辆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制威利斯吉普车，最后一次检阅部队……
当时，张忠良带领师作战科的参谋与第五十七师辎重团已深入朝鲜战场，没能赶上第五十七师的“最后一个八一节”，每当想起这件事，他的心里就有一种淡淡的遗憾。
张忠良披着一身硝烟，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当时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供他选择：一是作为战功卓著的副师级干部，火速赶往南京紫金山下，在刘伯承任校长的军事学院深造，成为致力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栋梁之材；二是答应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的挽留，与同他结下袍泽之情的战友一道，向军旗告别，背上背包，加入寻找“中国巴库”的大军行列。
“与子同袍，岂曰无衣。”经过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认真思考后，张忠良觉得难舍他与五十七师官兵在战火中凝结的情谊，毅然放弃了进入最高军事学府深造的机会，及时赶回汉中，和战友一起踏上了与中国石油工业风雨同舟的征途。
燃料工业部党组将张忠良放在陕西石油钻探局第一副局长的岗位，与原五十七师政委张文彬搭班子。
陕西自清政府开始，就面临着煤油源源不断地运进来，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去的历史现实，自现代石油工业的中国式恓惶伊始，先行者们就在这里筚路蓝缕，刺激了中国“石油梦”的诞生。
据《百年石油》记载：在20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最早就有油苗记载的陕西延长，诞生了继台湾于1890年“钻井5口”后，“用近代钻机钻成的中国内地第一口油井”。那时，习惯用蜡烛和植物油照明而度过黑夜的国人，对“洋油”的接受程度已很普遍。国人对煤油的依赖带来的市场缺口日益扩大。仅1901年，域外煤油输入就达到43.1万吨。……陕西巡抚曹鸿勋会同各方有识之士，上奏朝廷：“以延长煤油与外国煤油争衡”“非自办，不能杜外人之觊觎”“以中国之财力，开中国之利源”。
1904年11月，获准试办延长石油。两年后，购得日本顿钻设备1套，聘得日本技师佐藤弥市郎及工匠6名。1907年2月，人员与钻机相继到达延长，成立石油官厂。经过3个月准备，第一口井于6月7日开钻，9月10日钻至81米时停钻，9月12日投产，初日产原油1至1.5吨。这是中国内地用近代钻机钻成的第一口井。采出原油后，用小铜釜试炼，日产灯油12.5公斤，送至西安检验，烟微光白，可与进口煤油媲美。同年10月，从日本进口的炼油釜装竣投产，10斤原油可提炼6斤煤油，遂将所产煤油装箱运往西安销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借助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热潮的助推，陕北盆地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加强陕北勘探工作”的指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业精英，持续开始“在北起延安、延长，南至铜川、韩城一带，进行线路地质调查和重力粗查”。
经过17支地质、测量和重力队的大规模勘探，由于设备与技术条件的局限，各路人马历经三年风餐露宿，最终却得出了“没有发现明显含油气构造”的结论。
1954年，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在西安召开第五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鉴于陕北石油勘探成效不明的僵局，已转业到石油工业战线两年多的张忠良，根据此次会议确定的工作重点与人事安排，背上背包，奉调入川。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的意思很明确，既然陕北盆地不是寻找“中国巴库”的理想之地，那么，就让张忠良这个重情重义、浑身充满力量的人去天府之国主政一方，带领四川局的石油创业队伍在四川试试运气。
从西安碑林区纸坊巷开往机场的一辆吉普车上，为张忠良送行的陕西石油钻探局局长张文彬语重心长地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国家仍然面临解放台湾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压力。部队的坦克、飞机和舰艇无论还用不用油，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而言，石油都是国家机器亟待补充的‘动力之血’。四川又是战略大后方，你与那边的同志会合后，一定要尽快理顺工作，切实把为国家尽快找到油气资源的这副担子挑起来。”
张忠良早已深感责任重大，虽然没有直接对专程为他送行的张文彬口头表态，却与他满手紧握，点头应允。
老首长的嘱托包含着信任与期待。
虽说穿在身上的一身军装已被洗得黄中泛白，早就没了领章、帽徽，但他背着依旧打得一丝不苟的背包站在舷梯上，还是转身立正，面向站在停机坪上与他告别的张文彬，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张忠良坐在西安飞往成都的安-26飞机上，紧紧抱着怀里的背包陷入了沉思。他想进川后必须稳扎稳打，让寻找“中国巴库”的理想在四川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陕西石油钻探局任副局长时，张忠良曾去玉门油矿参观学习，对“石油钻探工程ABC”的应知应会内容，已有了基本的常识性掌握，而且，作为一名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创业前辈，他心里一直都被毋庸置疑的激情与信心所鼓舞。但现在坐在飞机上静心一想，才明白他对四川的油气储集、风土人情，其实还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