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运（1）
蜀地文运的勃兴，则是从西汉初期开始的。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中国从此进入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进程。秦始皇雄才大略，是个很了不起的君主，但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被后来的汉朝取代了。秦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最终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西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继承了秦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等诸多方面都谱写了新的绚丽华章。西汉涌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既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与军事将领，又有治国的能臣与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还有著书立说文章盖世的文人学者。其中也包括出自蜀地的大文豪和著名学者，如司马相如与扬雄等人，他们撰写的著作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到蜀地文人学者的涌现，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和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秦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创了水旱从人、经济富庶的天府之国，那么西汉文翁在成都办学育人，则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兴旺与持续繁荣。李冰在水利与农业方面为蜀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文翁开启了蜀地的好学读书之风，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都为蜀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长远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翁是西汉孝文帝时很有作为的一位蜀郡守。他上任之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继续兴修水利，为蜀地的农田提供灌溉便利，保障了农业的丰产；二是在成都兴办学校，积极培育人才，倡导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
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对文翁办学的经过和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在《汉书》中强调了文翁的官吏身份，虽将文翁划归为“循吏”，但对文翁办学的创举和影响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常璩自幼就熟读《史记》《汉书》，非常敬佩文翁的作为，深知文翁办学对蜀地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很早就搜集过文翁的史料，在《华阳国志》中也详细记述了文翁的事迹。《华阳国志》卷三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又说：“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曰〕玉室，在城南。”《华阳国志》卷十又说：“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实西鲁。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宽从武帝郊甘泉泰畤……以为扬州刺史……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在文翁培养推荐的人才中，张叔（即张宽）被朝廷征为博士，后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其他担任各级职务的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是，文翁创立郡学使得蜀地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蜀中涌现了很多文人学者，在文学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足以同齐鲁之地的稷下学派相比，这时蜀文化已开始向汉文化转型。在汉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巴蜀与华夏之间的地域文化，这时已有了更多和更好的融合。阅读常璩的这些记述，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看蜀地文化的发展变化，可以和《史记》《汉书》的记载相互参照，使我们对文翁的贡献与创办郡学的意义，有了更加客观细致的了解。
文翁在蜀中创办郡学，其直接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移风易俗，二是培养人才。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民俗民风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按照史籍中的说法，当时蜀地僻处西南部族众多，故而有蛮夷之风，文教方面更是落后于中原地区。文翁担任蜀郡守之后，对蜀地的这种状况，有意加以改变。但他并没有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来改变百姓的行为习惯，而是从兴办学校入手，来巧妙地改善蜀地的社会风俗。文翁很有眼光，也非常睿智，办学校抓教育就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当时任职的官吏大都是蜀中比较有地位有声望的阶层，文翁很果断地首先挑选了官吏子弟入学，并选派其中的优秀者去齐鲁游学，学成归来再传授给其他学生。齐鲁是孔孟之乡，也是儒学昌盛之地，游学是学习与传播知识的好办法，文翁派去的青年人才果然不负所望，将齐鲁的儒学经典著述带回了蜀地，由此而促使蜀学的兴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他年轻人都竞相入学，蜀人读书好学从此蔚然成风。文翁办学不仅改变了蜀地文教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蜀中人才，促进了蜀地文运的勃兴。文翁办学为蜀地带来了新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汉朝的最高统治者都知道了，对此赞赏有加，命令天下郡国都效仿文翁，采用官办的形式来积极兴办学校，开创了全国各郡都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一代新风。
据文献记载，在文翁创办学校的过程中，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成都居住期间也曾执教于石室。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又根据秦宓引《地里志》的说法“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认为“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其实早在秦宓之前，班固《汉书·地理志》对此就已经有记载了：“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由此可知，司马相如对汉代蜀地的教育事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司马相如是和文翁同时代的人，文翁兴学可能略早一点，应该是建立石室讲堂于前，司马相如执教于后。值得注意的是，据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记述，秦宓曾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司马相如是否先在石室讲堂读书，然后又执教于石室讲堂呢？关于秦宓的说法，文翁是否确实曾派遣司马相如去齐鲁求学东受七经？《史记》《汉书》《华阳国志》中皆无此说法，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按照常璩的记述，文翁派遣的是张叔等十八人去齐鲁学习儒家七经，并非司马相如。因无其他史料记载可供参照印证，秦宓说的很可能不准确，还是应该相信常璩严谨的记述。但司马相如曾经执教于石室讲堂，则是可以充分肯定的。可见司马相如和文翁一样，也是对蜀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