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著述（4）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是这样说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这里不但“多斑采文章”，而且物产富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又说“蜀之为邦”，“国富民殷”，“于斯为盛。固乾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确实是一个神异的区域。特别是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的记述，具有比较浓郁的感情色彩，充分显示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但也并非溢美和夸张，大都是真实的记载和描写。而史料的翔实与依据的可信，也正是《华阳国志》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常璩在其中构建了一个文化丰饶、和平统一的“理想国”。他用“华阳”来解读巴蜀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巴蜀历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底气。

古代巴蜀史，春秋之前只有《尚书·牧誓》提及。之后《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中才有了对巴蜀与西南夷的一些记载，但比较零散，疏漏之处也比较多。汉代扬雄等人对古蜀的记述，大都是碎片状的，传说的色彩比较浓郁。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述，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阳国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巴蜀放在与华夏统一的大格局下进行审视和叙述。这显示了常璩卓越的见识，对蜀中前辈学者在记述历史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超越。

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格局，具有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特点，苏秉琦先生对此就有非常精深的论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此都给予了很好的揭示。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随着区域之间的交流与部族之间的联姻，由多源走向融合，从多元走向统一，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自上古以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曲折，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与中华文明的统一发展潮流不可阻挡。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核心观念就是重视和推崇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就是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全都纳入统一的版图之中。大禹会见万邦，巴、蜀都参加了。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社会动乱局面，很多有识之士都希望恢复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他们认为只有大一统，国家才能安定繁荣，广大民众才能过上和平的生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高扬起了大一统的旗帜。孔子亲订了《春秋》一书，提出了“尊王攘夷”的主张。“尊王”就是拥护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中央王权对各诸侯国的宗主统治，“攘夷”就是反对外来民族对华夏的侵略与破坏。这是儒家的共识，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政治框架。

尽管先秦诸子对社会的改革方案并不一致，各有政治见解，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史学家们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已有黄帝娶嫘祖、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司马迁是汉朝正统史学家，他的著述与历史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了华夏历史学的主流，获得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与赞扬。常璩读书很多，也是熟读过《史记》的，对司马迁也深为敬佩。

常璩有着很好的历史大局观，赞成统一，崇尚儒术。因此，他在撰写《华阳国志》的时候，努力将古蜀的历史与中原王朝的历史相衔接，认为蜀山氏与黄帝就结为亲戚了。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开篇就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段记述就参考引用了《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说法，强调了黄帝与蜀山氏的联姻，说明古蜀与中原的亲缘关系由来已久，堪称源远流长。常璩在卷末又说：“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可见古蜀的地理人文，不仅与中原关系密切，而且自有鲜明的特点。

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强调了巴蜀与中原的亲缘关系：“《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在卷末又重申和强调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

常璩认为，巴蜀和中原的民众都是炎黄子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整体。常璩的这个观点非常鲜明，他在《华阳国志》不同篇章中都做了论述和强调。这展现了常璩开阔的眼界，说明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组成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的，而且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至今仍闪耀着光芒。与汉晋时代其他诸多历史学者相比，常璩更加强调巴蜀和中原的密切关系，也更加重视中国的统一与融合发展格局。这正是常璩的过人之处，显示了他卓越的大局观和历史观，也彰显了他思想的深刻。后人称赞常璩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确实并非过誉。他的这种旗帜鲜明的思想观念，也为《华阳国志》这部地方志中的开山之作增添了强光异彩。

常璩认为巴蜀与中原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源远流长的。他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大贤彭祖育其山”，又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后来巴蜀参加了武王伐纣，为周朝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巴蜀与中原自古就有同样的教化，这也表达了常璩的大一统思想，始终认为巴蜀与中原是统一的整体。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整部著述之中。

常璩对历史的论述比较客观，喜欢讲真话，不说违心之论。他对史料的梳理和引用也比较慎重，特别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说明了他治学的严谨，体现了他正直磊落的学者品质。常璩的这些长处与优点，也充分体现在他著书立说之中，他著述中的很多内容都较为真实可信，他的论述也常常令人折服。因此《华阳国志》也就成了研究巴蜀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成为学者们的案头必备之作。

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四川和重庆境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就揭示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交流往来和密切关系。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罍等青铜器，就显示了对殷商礼器的模仿。还有四川彭州竹瓦街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窖藏青铜器，也为古蜀和中原的往来提供了佐证。这些考古出土资料，也印证了常璩对历史的论述，彰显了他的大一统历史观念，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任乃强先生高度评价了常璩能够站在中华统一的高度来写地方志，他说：“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不下万种，无非流行一时，旋成覆瓿。惟璩此书，虽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国，迄今研究封建社会史者犹必重之。此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抗衡正史者。”“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