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并巴蜀（2）

开明王朝末代蜀王腐化享乐，导致了蜀国的衰败，又与苴侯发生了矛盾，还与巴国发生了争战，从而为秦惠王提供了出兵伐蜀之机。公元前316年秋，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一路势如破竹，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攻占了蜀国。传了十二世的开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司马错统率秦军紧接着又占领了葭萌，攻取了巴国，将巴、蜀都纳入了秦国的版图。秦并巴蜀之后，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除了驻扎军队，还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民有数万人之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北方的豪族与商人大量迁徙入蜀。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他们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了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秦并巴蜀之后，灿烂的古蜀文明并未终止，而是融入了新的发展格局，逐渐演变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天府文化。任何地域文化，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天府文化的源流。二者的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天府文化具有绚丽多彩的内涵，最重要的特色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悠久的历史传承，这是天府文化的基础；二是治水精神，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三是人文的丰富与厚重，从衣食住行到思想文化领域都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四是重视教育，带来了文运的勃兴；五是城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聚合效应，形成了持久的兴旺与繁荣。从古蜀文明演变为天府文化，这种新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就是从秦并巴蜀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开始的。历史的发展，常有兴衰更替，总是要经过沉淀之后才会看得更加清晰。到了汉晋时期，再来看中国由群雄并立走向大一统的发展历程，就会更加明白秦并巴蜀的重要战略意义了。常璩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很早就树立了大一统的历史观。他后来出仕成汉政权，长期担任史官，在东晋桓温率兵伐蜀之时，向李氏王朝大胆进言，力主归顺东晋，就充分彰显了他大一统的历史观，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秦并巴蜀的意义与作用，给予了客观而又积极的评价。秦惠王派兵攻取蜀国之后，设立了蜀郡，将巴蜀地区都纳入了郡县制的统一管理体制。郡县制比起之前的分封制，无疑是一种更为先进而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在之后两千多年都盛行不衰，也说明了这种管理制度的强大生命力。诚如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可知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对秦统治巴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治理蜀郡的过程中，有几位重要人物，一是司马错，二是张若，三是李冰，都很有作为，都为秦建立了功业，也为蜀地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常璩对这几位人物都给予了赞扬，用力透纸背的史家之笔记录了他们的事迹。

司马错是秦惠王时期的大将，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秦惠王决定伐蜀，就是听取了司马错的战略分析和谋划，并派遣司马错为主帅，于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秋率兵伐蜀，到了冬十月，就平定了蜀地，并攻取了巴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氏“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集解苏林曰“守，郡守也”，可知司马错是秦惠王任命的第一任蜀郡守，但时间很短，很快便由张若接任了蜀郡守之职，司马错仍被委以军事重任。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平定巴蜀之后，“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常璩的记述虽然简洁，却充分肯定了司马错在军事方面的杰出才能和巨大功劳。唐代卢求《成都记》序略也说：“蜀郡太守自秦惠王灭蜀始，而李冰、文翁其最著者。”意思是说，秦惠王派军攻占了蜀地就马上任命了蜀郡守，司马错理所当然成了秦的第一任蜀郡守。而若从治蜀的作为与贡献来讲，秦汉时期最著名的蜀郡守当然是李冰与文翁了。卢求讲的是实话，很客观。

张若是秦并巴蜀之后的第二任蜀郡守，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秦除了实行郡县制和移民入蜀，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成都城，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张若的肩上。在修筑成都城的过程中，曾发生了很有意思的故事，经历了一些挫折。《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九州志》曰“益州城初累筑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因其行筑之，遂得坚固。故曰龟城”。《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华阳国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这段文字可能是传抄的佚文，今本《华阳国志》中是没有这个记载的。

常璩比较严谨，可能不相信这个传说，只记载了筑城的史实：“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又说：“（秦）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值得注意的是，常璩着重提到了张若，可见张若在修筑成都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述，张若还修建了郫城与临邛城，与成都城遥相呼应，为秦对蜀地实施行政管理与派军驻守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促进了蜀地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如果说古蜀早期城市的出现，使成都平原出现了文明的曙光，那么秦汉时期蜀地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则是社会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广袤的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主，城市则汇聚了各类手工业与工商业，发挥着重要的行政管理与交通枢纽的作用。城市的聚合模式，也促进了人口的繁衍，提升了人口的质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张若修筑的成都城，对后来蜀地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和人才的涌现，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张若担任蜀郡守期间，还开疆拓土，“张若因取笮及（其）〔楚〕江南地也”。参照其他史籍的记载，常璩说的应该是两件事。关于笮，即笮人之地，学者们认为指的是今四川凉山地区及汉源一带。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谓“邛、莋、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就是从张若时开始的。关于江南地，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三十年（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说：“临沅城，在府治东，一名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因筑此城，以拒楚。”刘琳先生认为，张若离蜀即在此年，担任蜀郡守的时间长达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