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兴衰（4）
严君平除了在成都卖卜，据传说在郫县、彭州、邛崃、广汉、绵竹等地也待过，后归隐授徒于郫县平乐山，对黄老之学与《易经》有精深的研究，撰写了《老子注》二卷、《老子指归》十四卷与《易经骨髓》等著述。班固《汉书》和常璩《华阳国志》都记载，严君平活了九十多岁，在汉代属于真正的高寿了。严君平寿终去世后，安葬于导江县的某处，后人撰修的地方志对此有不同说法。譬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说导江县（本汉郫县地，属成都）“严君平墓，在县西南十里”，《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七说“严君平墓，在崇宁县西南一十里”。后来有些地方还修建了“严君平故里”之类的牌坊与石刻，以表达对严君平的崇敬与纪念。
蜀中大儒扬雄与严君平有师生之谊，扬雄的博学与少时师从严君平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扬雄成名后依然对严君平十分敬仰和推崇，《汉书》就记载有“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华阳国志》也有“扬雄少师之，称其德”的记载。严君平去世后，扬雄《法言·问明篇》中说历史上有洗耳逃世的许由与不食周粟的伯夷，严君平隐于市而不避世，故不慕许由，不学伯夷。扬雄将严君平比喻为古时最著名的随侯珠与和氏璧，称严君平为“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人对严君平也都评价甚高，视其为蜀中隐居的大儒。迄今四川都还有一些与严君平有关的地名和古迹，表达了后世对这位汉代高士的敬仰。
汉代蜀中的著名人物，司马相如是在严君平之前就已享有盛名的一位大才子，以文章辞赋而闻名天下，被后人誉为汉代赋圣。《史记》与《汉书》都以列传的形式，记载了司马相如的生平。常璩《华阳国志》则从地方志的角度，对司马相如的事迹做了简洁而传神的记述。《华阳国志》卷十称：“长卿彬彬，文为世矩。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游京师，善属文，著《子虚赋》而不自名。武帝见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世。’杨得意对曰：‘臣邑子司马相如所作也。’召见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赋》，帝悦，以为郎。又上《大人赋》以风谏；制《封禅书》，为汉辞宗。官至中郎将。世之作辞赋者自扬雄之徒咸则之。”卷三还提到了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又说“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因为“费功无成，百姓愁怨，司马相如讽谕之”。这些记述虽然简略，却抓住了亮点，可以同史书相互参照。特别是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也十分中肯而精辟。
司马相如有很多故事，譬如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在历史上就脍炙人口。据《史记》等记载，司马相如在景帝时曾游宦京师，后回到成都，和临邛令王吉往来，在与当地富商卓王孙、程郑等人的应酬中，同卓文君以琴相恋，互通爱慕之心，于是文君跟随相如回到成都，两人勇敢地生活在了一起。由于家贫，文君曾当垆卖酒，相如亦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对女儿私奔相如曾大为恼怒，后经亲友们劝导，才资助钱财，使文君和相如过上了稍好的生活。后来，司马相如因才情横溢的辞赋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和重用，汉武帝拜其为中郎将，建节出使巴蜀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常璩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很熟悉，《华阳国志》卷三说“王孙女文君能鼓琴。时有司马长卿者，临邛令王吉与之游王孙家，文君因奔长卿”。因为史书记载已详，所以常璩只做了真实而简洁的记录。
据其他文献记载，司马相如在步入仕途之前，曾在文翁创办的石室中教过书，如《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就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由此可知，司马相如也是一位对蜀地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司马相如才华超群，影响最大的仍是他的文章辞赋。后人曾高度评价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如班固称之为“弘丽温雅”，王世贞称其为“赋之圣者”。韩愈《答刘正夫书》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称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
司马相如不仅文才出众，擅长辞赋，在治理开发西南地区的过程中也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汉武帝曾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出使期间，司马相如安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局势，开通了灵山道，在孙水上建桥以通邛、筰，扩大了边关，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还报，天子大说”。这是司马相如一生之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有很多重要的建树。司马相如在此期间撰写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二文，也是才情并茂，展现了很高的水平。
司马相如的文章辞赋，对蜀地后来人才的大量涌现，影响极大，使“好文学，重辞章”成了蜀地一个悠久的传统。扬雄便继承了这一传统，写出了许多辞赋和重要著述。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后来唐代的李白，宋代的“三苏”，更是将这一传统发扬到了极致。近代则有郭沫若、李劼人、巴金、艾芜等文学大家，展现了四川文学的绚丽多彩。
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汉代成都又一位“文章冠天下”的大文豪。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就有“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的赞誉。
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同司马相如一样，也有自幼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语，却特别喜欢读书和思考。因“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喜读屈原的《离骚》，激发了他的文思，因而撰写了大量的辞赋文章。汉成帝时，四十余岁的扬雄来到长安，因文章才华出众得到了皇帝的召用，成了朝中的一名待诏之士。他相继撰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文采飞扬的辞赋，通过对汉成帝功业的歌颂，委婉地表达了讽谏之意。不久，扬雄就发现，辞赋这种辞藻华丽的“宫廷艺术”，常使观者得浮华而不省真意，实际上并无劝谏的效果。于是他决定不再作赋，转而研究经世之学。扬雄从此潜心学术，发愤著书，先后撰写了《法言》《太玄》《训纂》《州箴》《方言》等著作。《法言》是仿《论语》而写的政论性著作，《太玄》则是一部哲学著作，融儒道为一体，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做出了他的理解和解释。《太玄》虽仿《周易》，但二者思维方式不同。《周易》的世界图式是采用阴阳二分法展开的，《太玄》则是采用天、地、人三才三分法来叙述天下九州大一统的思想，对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以及事物的多元复杂性都做了很好的解释，书中特别强调了多元一体的思维模式，堪称是最早主张和谐文化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