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擦肩而过（1）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打着如意算盘，竭尽全力试图把中国“调解”成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建议：国民党交出部分权力，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的地方权力，进而将共产党融合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里。1945年来华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和后来的魏德迈将军，都是担当这一任务的调停人。

然而，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美国人的这种安排。特别是国民党于1946年发动内战，粉碎了美国人的幻想，美国宣告调停失败并转而公开支持蒋介石。至1948年，美国给予数十亿美元，仍然不能挽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颓势，共产党军队仍然所向披靡，其胜利已日趋明朗。

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初，美国暂时没有承认新中国，但一直在考虑承认的可能性。

1948年11月，美国政府决定保持美国在南京的大使馆和在主要城市的领事馆，以便观察共产党的动向，随时准备与这个新政权接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向世界各国发出外交承认的请求。10月2日，苏联表示“承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3日表示：美国政府在与国会磋商之前，不会承认中国。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新政权必须有效控制中国；接受前政府的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马上走，还在想方设法与北京接触。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才“赶跑”了这位美国大使。

10月6日至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大型会议，研讨承认新中国问题。与会者有学者、商人和官员。多数人认为：美国应该尊重国民党垮台的事实，承认新中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甚至认为：“美国不应该去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希望毛泽东的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还希望毛泽东的新中国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与苏美保持等边关系，当然更希望中国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泽东在6月30日表示了要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方面还是认为有可能争取毛泽东做“铁托第二”。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的。

的确，对于“一边倒”，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就直率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反对过。

那是国共和谈即将破裂时，张治中到双清别墅去拜访毛泽东。两人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悠悠吐出烟雾说：“文白先生，国共和谈谈不太拢，恐怕我们两人是能谈拢的。你来北平前去了趟溪口，蒋先生怎么样？”

张治中谨慎地斟酌词句说：“和平是大势所趋。就蒋先生而言，我去溪口与他分手的时候，他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不再担任职务。”

“嗯。”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突然问，“文白先生，你对今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有什么考虑吗？”

张治中诚恳地说：“我很愿意向主席贡献一点愚见。我认为将来国家统一后，最要紧的是要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一条是奉行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这是一个致命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

碰到钉子上了。毛泽东专注地听着，眉头微蹙，目光低垂，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张治中不顾毛泽东的反应，继续坦率说：“我反对一面倒美，也反对一面倒苏，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

毛泽东明显不赞成，重重地“嗯”了一声。

张治中仍不管不顾地说：“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是不够的，中国实在太大了，还得要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

毛泽东把香烟习惯地往烟灰缸里一戳，严肃地说：“文白先生很坦率，我也坦率地讲，我是有不同观点的。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败北，只会增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程度，而决不能让它翻然悔悟，立刻向中国人民伸出友好之手。”

张治中要说什么，毛泽东摇手制止了，继续说：“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放弃扶蒋反共政策，还在为蒋介石输血打气，企图使国民党在长江一线顶住，同时也在考虑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搞美苏并重？怎么往美国脸上贴？我们现在只有一边倒，倒向苏联。”

用心听着的张治中一怔，虽然心里不赞成毛泽东的“一边倒”，嘴上也不好说什么了。

毛泽东又留点门缝说：“当然，如果美国放弃扶蒋反共政策，我并不反对跟它建立外交关系。”

艾奇逊虽然不可能知道张治中与毛泽东的这番对话，但他还是有远见的。他曾说：“国务院愿意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像是苏联的傀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关系很小，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国东北、西北的野心，我断言，少则六年，多则十二年，中苏关系一定破裂，而美国一旦撤出中国，大概需要二十二年才能在中国重新站稳脚跟。”

杜鲁门回答：“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有国会和其他组织的压力。”由于“援蒋院外集团”势力强大，杜鲁门不愿意承担蒋介石政权灭亡的历史责任。

艾奇逊随后向杜鲁门报告说：“从10月6日到8日，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

杜鲁门问：“公众舆论呢？”

艾奇逊说：“公众舆论莫衷一是，国务院难以作出决定。”

杜鲁门又问：“你的倾向性意见呢？”

艾奇逊说：“我建议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静观策略。”

毛泽东早就料到美国会采取“静观”策略。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表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不应去急于争取，就是全国胜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必急于争取。因为“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苏、南决裂后，毛泽东曾派出陆定一和刘宁一赴南斯拉夫考察，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与美国、英国改善关系的。获知这一消息，早对中共有疑虑的斯大林更不“放心”，他担心毛泽东是又一个铁托。1948年11月，中共致电莫斯科，询问如何处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馆内电台。莫斯科派驻中共的顾问指出：应孤立美国外交官，没收电台，将他们作为敌对部队的指挥官对待。斯大林甚至批评了中共对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太谨慎”，是害怕美国人的表现。为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东北局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宽容，指示高岗和陈云应该征求在东北的苏联同志的意见，对美国人强硬起来。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苏联提出中共应该“牵头”成立“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不感兴趣”。当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共解放台湾，苏联老大哥可否提供海、空军支援时，斯大林也一口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