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2）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所以诗人对于并世的小人，十分痛恶。如《小雅·巷伯》之六章：“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如《鄘风·相鼠》之卒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表面看来，似乎疾恶太严，实则正是诗人的好仁之验。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诸其身。”屈原是疾恶如仇的，但比《巷伯》《相鼠》的诗人就敦厚多了，《离骚》只不过说“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而已。后世诗人之刺时，或隐晦其词，或间杂比兴，终莫敢直谏，然犹不免以文字取祸。风谏之义，遂不得不与日俱衰了。
好善恶恶便是“直道而事人”，那结果是“焉往而不三绌”，所以诗人往往不谐于时，不是放逐迁流，便是穷而在下。诗人怀了一腔忠悃，所遇到的是冷水浇头，悲愤怨诽是当然的事。但诗人是温柔敦厚的，哀乐不过其中，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所以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文学上讲，这不乱的怨诽，感人更深。如《邶风》的《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可算得怨了，但他下面却说：“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如《鄘风·柏舟》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卫风·氓》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都是忠厚之至的。因为诗人是躬行忠恕的，绝不怨天尤人，但责之于己者却是十分鞭辟入里，所谓反身而诚也。大概诗人于行有不得处，则必自反，这便是克己工夫。自反而仁，而有礼，而忠，则俯仰无惭，益坚自信，其发于诗者，必是峻峭堑绝，不磷不淄。三百篇里忠臣烈女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至大至刚的，如《邶风·柏舟》之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小雅·十月之交》之卒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无一不足以廉顽立懦。屈原的《离骚》，这态度尤其鲜明，如说：“沌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又说：“民生名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千载之下读之，犹为神往。后世的诗人，只有渊明的“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子美的“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犹有诗骚遗意。盖克己复礼便是无欲则刚，而刚毅木讷，亦即仁之发露。自学与文离，能躬行者未必能诗，能诗者未必有行，风人日少，诗教日衰，一切都说不上了。
诗人到了宁溘死以流亡，不但亢龙有悔，简直剥床及肤了，这时旁观者本其爱护之心，必然替他想法开些门路。最简单的办法是贬节，如陈代劝孟子枉尺应辱，女戒屈原婞直亡身，田父劝渊明“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都是这一类。诗人之究为苏武抑为李陵，都在此一念之间。我们不能如渊明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则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不是很难的事。其次的办法是隐沦，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之讽孔子。再次的办法是去而之他，如灵氛告屈原的吉占。大概战国的游士都是走灵氛的路，自好的诗人，都是走长沮、桀溺的路，《卫风·考槃》便是这一类。这一类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数独多，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者是。如王维《终南别业》诸诗，清则清矣，恐怕去仁日远了。
《礼记·经解》篇说：“诗之失愚。”孔子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在歧路上的诗人，如果不能以好学的知来调理力行的仁，则眼前只有杀身成仁之一途，屈原便是走的这一条路。在他自己是求仁得仁，一切圆满；但投之以仁者不忧之几，屈原又只能称为骚人了。
仁者何以能不忧呢？孔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自经沟渎的匹夫，大半是硁硁自守的狷者。若说到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则自杀犹为苟免于时也。直是自强不息、与天合德，才得超凡入圣。古今诗人，只一渊明到此境界，但看“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是何等自知？“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收不至”，是何等自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又是何等自得？以视子美的“自断此尘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何啻霄壤！到此境界，诗人亦即是哲人了。
本来，整个的宇宙人生即是艺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诗歌、戏曲、音乐、国画、建筑、雕刻，不过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诗人所用的工具便是有韵律的文字语言。有些人一生的历史便是可歌可泣的一篇诗，但我们不称他为诗人，就因为他不是用诗的文字表现自己的。所以诗人对于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必须令其技术精熟，得心应手。这也便是多识前言往行的自然收获，所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也。能仁便能与物同体，杜子美的“黄莺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皆是此境。识此则莺飞鱼跃，无物不活矣。此心能虚静则能体物入微，杜子美的“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绝不同于纤巧小家，即在其能静观自得，非刻意求之也。能写静态者必能写动态，杜子美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三句中用了八个动词；李太白的《战城南》，“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两句中用了四个动词，在他人罕能有此，实在都由静观而来，杜子美所谓“静者心多妙”也。能写物态者必能写事态，如子美的《新安吏》《石壕吏》《兵车行》，亦不过是写茅屋秋风的一副眼光。能写事境者必能写情境，子美的《无家别》《垂老别》，和《梦李白》比较，初无亲疏彼我之分，爱人如己故也。能写情境者必能写理境，子美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何遽不若“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也。
所以，一切学问的入手处，如能从根本中来，则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学诗若先从词华技巧上着手，便是已落二乘，况下于此，其何以自致于高明？
上来所讲，似乎陈义太高，使人不可企及；然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在此诗教废坠之秋，介绍一点先民典型，也是分内之事。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当仁不让，是在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