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六骏

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具有某种周期性。

作为“胡族所具有的以骑马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的产物，隋唐第二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秦汉第一帝国的恢复，同时它又接纳和混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许多传统。

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华夏汉人的民族记忆在不知不觉中，由“黄帝之裔”变成为“炎黄子孙”，炎帝成为与黄帝并列的华人祖先。修于唐代的《周书》记载鲜卑宇文氏的祖先由来，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因为对周边游牧地区的接纳，唐朝之强盛丝毫不逊色于两汉。从国家到社会，在尚武精神的影响下，对马的崇拜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岺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首著名的边塞诗中写道：“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当时统治中国北方草原的，是强大的突厥。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曾经按突厥习惯训练骑兵，并向突厥借兵借马，以充军用。唐军中还有不少突厥骑兵参加，如名将史大奈就是西突厥特勤，他率领的突厥骑兵屡建战功。突厥马对唐代马种的改良起了很大作用，而突厥的骑兵装具和战术，也影响了唐代骑兵的发展。

“突厥所长，唯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陈。”突厥以轻骑兵击败了柔然的重骑兵，唐军也以轻骑兵击败了隋朝的重骑兵。

重骑兵虽然对阵步兵有很大的优势，但相对于轻骑兵来说，缺少机动灵活。唐朝以后，重骑兵逐渐被轻骑兵取代，其赖以存在的世族门阀制度和部曲私兵制也随之瓦解。

骑兵的轻装化，似乎并没有影响传统冲击战术，马槊和弓箭仍是常用的骑兵武器。尉迟敬德武艺高超，每次战斗，他都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敌人的马槊从四面攒刺，也伤不到他；他不仅善于躲避，还常常能夺过敌槊，反刺敌人。这种神勇让他成为传奇人物，后来被民间当成了“门神”。

唐太宗李世民是马上皇帝，当年他亲率的“玄甲军”就是一支精锐的轻骑兵。李世民屡屡冲锋陷阵，“选精锐千余骑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为左右队，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瞿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寇，太宗躬被黑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向摧靡，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

作为一名将领，李世民深得运用骑兵之妙，尤其是“阵后反击战”。

每当与敌军对垒相持时，他一方面督军“坚壁不动”，挫敌锐气；另一方面分遣精骑，抄掠敌人阵后，或切断粮道，以弱挡其强，使敌人溃败。在许多主力决战中，他都亲率为数不多的精骑，出其不意地冲入敌阵，或者迂回到敌后，给予致命打击。在敌人溃退时，他运用精骑的高速度穷追猛打，力求全歼敌人。

李世民取胜的秘诀，就是利用骑兵进行阵后反击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

武德元年的浅水原决战中，他亲率几十个骑兵从敌军阵后冲入，前后夹击，敌军立刻崩溃。武德三年，又以这种办法击败宋金刚，“太宗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贼众大败，追奔数十里”。武德四年，李世民再次从阵后冲入，击败窦建德。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说：“秦王之破刘武周、宋金刚，与破薛仁杲、宗罗睺方略一也。”

李渊父子当初起兵时缺乏骑兵，不得不向突厥求助，甚至手书称臣，许以“京师之财帛金宝入突厥”。这在当时只是权宜之计，但若无突厥帮助，也就没有李唐王朝。

请神容易送神难，后来唐朝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突厥贪得无厌，“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以致“国用不足”。

武德七年，突厥大军入寇长安，京城震动。李世民率百骑来到突厥军前，单枪匹马要与颉利可汗决斗，颉利可汗竟不敢应战。

两年后，李世民已经顶替李渊成为大唐皇帝，颉利可汗又率大军突袭长安。当时长安军队很少，群臣请求关闭城门固守，李世民又挺身而出，只带了六个随从——

出玄武门，幸渭上，与可汗隔水语，且责其负约。群酋见帝，皆惊，下马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部队静严，虏大骇。帝与颉利按辔，即麾军却而阵焉。

颉利可汗和众首领被李世民的果敢震住，按照突厥习惯，杀马为誓，结为兄弟之好，暂时避免了一场军事冲突。这就是著名的“渭水之盟”，但在李世民看来，却是“渭水之耻”。

唐太宗此后励志图强，发动了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打败颉利可汗，消灭突厥势力，使许多突厥人加入唐军，一些能征善战的突厥将领甚至跻身长安贵族。对这些归化的突厥人来说，他们把李世民完全看作草原的可汗——“天可汗”。

唐太宗曾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就很少再亲临战阵，极其怀念自己骑过的六匹战马，不仅给它们各自取了名字，还命人做成雕像，放在自己陵墓前，这就是“昭陵六骏”。这些马也都属于突厥马，没有具装马铠，且身上大都有箭伤，其中“特勒骠”就是突厥特勤马。

李世民在位23年，年号贞观，当时政通人和，亦称“贞观之治”。

吴兢是中唐时期的史官，他以一人之力，编撰了二十四史中的《梁书》《陈书》《齐书》《隋书》。同时，他还编撰了一部《贞观政要》，其中记录了不少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美德。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

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

太宗意乃解。

宋朝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多少有点类似《贞观政要》，其中也记载了一件趣事，说唐太宗有一匹好马，名叫“师子骢”，长得膘肥体壮，跑起来步履轻盈，但却野性难驯，无人能够调教驾驭。

当时，武则天还是一个普通宫女，她在侍奉李世民时说：我能制服这匹马，但需要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楇，三是匕首；先用铁鞭打它，如果它不服，就用铁楇敲它的头，它要是还不听话，就直接用匕首割断它的脖子。

这段话貌似一个隐喻。后来李世民去世，武则天称帝，果然心狠手辣。她当政时期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大兴牢狱，将一个大唐帝国弄得朝野震恐，告密成风，人人自危。

先秦时期，庄子曾借马与伯乐，来讥讽统治者的泯灭人性。他说：

马这种生灵，蹄子可以用来践踏霜雪，皮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时欢蹦乱跳，这是马的天性。即使有金光宝殿，对马来说也没有什么稀罕的。马本来是自由自在的，可世界上出了伯乐，他说：“我擅长治理马。”于是，用火烧马毛，用剪刀剪马鬃，用凿子削马蹄，用烙铁烫印记，用笼头和缰绳来拴住它们，用马槽和栏杆来圈禁它们，这样一来，马便死掉十分之二三了。饿了不让吃，渴了不让喝，让它们快速奔跑，或让它们猛地停下，让它们步伐整齐，行动划一，前有横木缰绳的限制，后有皮鞭竹条的威逼，这样一来，马就死了一多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