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时代
对欧洲历史来说，城堡是中世纪最大的标志物。
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如今的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直是这个北方强国的权力中枢所在地。在俄语中，“克里姆林”意思就是“城堡”。它的建筑形式融合了拜占庭、俄罗斯、巴洛克和古希腊、古罗马等不同风格。
城堡不只是高墙与角楼围绕的要塞，它是控制社会的工具，更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作为骑士制度的一部分，城堡对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城堡与骑士共同开创了一个军事封建的新时代，这有点类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先秦时代。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乡村自治及其契约精神。在封建主义中，没有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王、平民、领主、骑士都共守同一种契约，每个人都负有一种义务，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
城堡完全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每一个骑士都可以从教会或者国王那里得到一块可观的封地，经济与名誉密切相关，因此骑士也都会严格遵守骑士准则。但这种封建关系是相互的，并不只限于骑士的授土和效忠。骑士不仅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还必须信守双方的契约。如果骑士没有尽到义务，就不得享受骑士权利；反过来，如果国王超额索取，那么骑士就有权进行反抗。
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历史根源。可以说，骑士精神也是英、法等国议会制度的实际起源。
如果在权力面前，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那就是绝对君权，是专制体制而非封建制度，也就不存在个体，而只有体制本身了。
骑士首先意味着一种勇敢的独立精神，忠实于契约，而不是人身依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年后的《权利法案》仍是对骑士精神的背书。正如斯宾格勒所言，英国骑士的胜利和《权利法案》，实际上使帝国终结了。
当然，城堡不是现代的城市，也不是古代的村镇，更不是别墅，它比别墅大得多。城堡就是领主在自己领地上的家，是附近村庄的贸易中心，也是驻守军队的要塞。
作为采邑的基础，大多数居民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采邑的城堡制度，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贵族和骑士无疑是这个小王国的统治者。
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条件下，生存所必需的一切财富几乎都来自土地，“贵族完全是植物性的，在任何地方都来自土地，土地是它的原始财产，它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看来，所谓贵族，不过只是“一种较高级的农民”——
早在1250年，西方就已经广泛流传着一句谚语：“上午耕耘田地，下午骑马打仗”，而且一个骑士娶一个农民的女儿为妻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与大教堂相比，城堡是经由农民住所和法兰克时代的乡村贵族住宅的一种发展。
对礼崩乐坏的中世纪欧洲来说，由骑士武装守卫的城堡构成了一种无远弗届的安全网络。在促进庄园经济模式的产生与发展的同时，城堡能够比国王的军队更方便、更及时地对农民提供保护。
随着骑士与城堡的步步为营，肆虐几个世纪的北欧海盗、马扎尔流寇和土匪逐渐被肃清，欧洲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在这一时期，从中国传来的胸带挽具使马力效率提高了两倍，以马力拉动的重犁将欧洲广袤的森林和平原开垦出来，拓垦和“三圃制”轮耕制度生产了更多的剩余粮食，可以供养更多人口。从马镫普及的10世纪开始，自古人烟稀少的西欧突然人口稠密起来。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掀起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边疆扩张运动。
基于城堡和骑士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跨地区的贸易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与人口随着新拓定居点的延伸而同步增长，城市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很多脱离庄园的农奴来到城市，成为这里的自由公民。
从现代意义上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容易产生公民意识。
中国古代也存在过长期的封建城邦时代，进入帝国以后，逐渐形成地方特色的政治城市。
与西方城堡相比，中国古代州县建制的城市要大得多。马克斯·韦伯认为：东方的城市完全是“理性行政的产物”，一点儿也不像西方中世纪的城堡和更早的城邦，它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这里也没有市民阶级，即自我武装的骑士。
中国古代城市一般由皇帝派来的官吏管辖，民众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统治，或者以暴动来驱逐官吏，然后更换一个官吏。
中国古代也有“公民”，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公民。法家所说的“公民”，是相对于“私人”而言，指没有个人权利的“公家之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公民”的意义仅在于构建“王资”，即君主的资本。“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类似于西方城堡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坞堡。
西晋被匈奴灭亡后，北方地区沦为“五胡”逐鹿的战场，未能南迁的汉人纷纷筑坞堡以自保，主要以宗族佃户结聚，形成地方大族；族长往往利用宗族佃户的私兵和乡兵——即“部曲”，成为独立于一方的豪门和世家。
这些大族注重儒家传统，又有一定的武力背景，从魏晋到隋唐，基本垄断了中国社会的一切资源，他们既是士族也是贵族。最著名的，当属隋唐时期统治中国的“关陇集团”。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近世。他认为，中国在中世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贵族制”；用他的话说，“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势力之大，以至于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