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

骑士制度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标志，对中国来说，所谓的“封建”时代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

这一时期的中国，也是一个“士”的时代。

夏、商、周时期，中国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的意思是城市，“野”指田野；“国人”和“野人”的意思也就是“城里人”与“乡下人”。按照“礼”，“国人”属于贵族，“野人”属于贱民；军事和政治是“国人”的专利和特权，“野人”则被排除在外。

类似的还有“君子”与“小人”。所谓“君子”，原先指的是国君之子，如“战国四君子”，春秋以后成为士大夫的统称，平民则称为“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原本是指一个社会阶层，后来孔子赋予其道德含义，即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与西方的贵族精神有相似之处。

在中国古代的贵族文化中，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文武之道，就是仁义之道。

西周初期，贵族阶层就通过学习“六艺”，来培养智识与武力兼备的武士。“六艺”科目不仅有礼、乐、数的知识，还有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如射箭和驾车；训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培养一名合格的战士，而且更注重培养“国人”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

从文化演进来说，“国人”是“士”的重要出处，至少从精神上如此。从“国人”到“国士”，便有了“士”这个社会精英阶层。

《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和仁义之士等。一般而言，中国的“士”主要指武士，比如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和吏士等；但也包括文士、隐士和侠士，乃至一些低级官吏。文士包括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和倾危之士等。隐士包括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和闲居之士等。《韩诗外传》中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梁启超受日本武士道启发，提出中国的“武士道”概念。所谓中国的“武士”精神，应当来源于古老的“虎贲”。《孟子·尽心》注疏曰：“虎贲，武士为小臣者也。”这里的“武士”，实际就是君主的卫队。“虎贲氏”是武士最古老的称呼，在《尚书》和《周礼》中就已经出现。《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在战车时代，这300名“虎贲”其实就是中国的“骑士”。《尚书正义》中说：“虎贲三百人，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皆百夫长。”《周礼》说：“虎贲氏，下大夫。”下大夫位居上大夫和诸侯之下，贵为百夫长。

东周晚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士”的黄金年代。

冯友兰先生认为：“所谓士之阶级，即是一种人，不治生产，而专以卖技艺才能为糊口之资……士字之本意，似是有才能者之通称。”孔子说：“士志于道。”这与柏拉图的“道德即知识”颇为相似。

中国所谓的“士”，更多是一种道德上对人的定义。士作为“四民”之首，那么何谓真正的“士”？

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

在天下无道之时，只有“士志于道”。孔子说：“小人谋食，君子谋道。”“君子”也即“士”。余英时先生认为，“士”属于低级贵族，“君子”高于“士”，但低于“圣人”。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

“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周室式微，列国逞强，诸子百家四方奔走，各国君主和封建领主争相蓄养“食客”和“门客”。《吕氏春秋·察贤》说：“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意思是说，以老师的待遇、朋友的感情和礼的精神对待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这三位士人。齐威王在都门稷门下设学宫，招天下之士上千人，均待之以礼，这些士人中就包括荀子。

不仅六国养士，秦国亦如此。

从卫国的商鞅、魏国的张仪，到楚国的李斯，这些来自他国的士人集思广益，对秦国的崛起功不可没，甚至“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也出自吕不韦供养的门人之手。

李斯在《谏逐客令》中说：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按苏轼的说法，春秋时代的士人可以分为智、辩、勇、力四种：智士和辩士用头脑，勇士和力士靠体力。余英时先生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之后则是“士大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世道衰微的春秋之世，富于牺牲精神的武士，最能体现“士”的精神，这或许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作《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的原因。

“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春秋战国间，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武士，因为受领主贵族厚待和器重，比如鲁庄公厚待曹沫、智伯施恩豫让、严仲子器重聂政、吴公子光礼遇专诸、燕太子丹打动荆轲，这些武士不惜英勇献身，以报答知遇之恩。

“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豫让为晋国智伯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赵襄子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饮具。为了给智伯报仇，豫让数度行刺赵襄子，以至被赵襄子擒获。赵襄子感其“天下之贤人也”而释之。豫让自己毁容后再度狙杀赵襄子，结果失败再次被擒。

赵襄子不解地问：“过去你投奔范氏，后来才投奔智伯，为何只忠于智伯呢？”豫让道：“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司马迁这样记载：“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豫让之后，“士为知己者死”已经成为中国士时代最崇高的信条。

豫让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他追求的是一个人的平等与尊严，即使在贵族面前。

《史记》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吃饭和座位这样的小事上，一个有尊严的人也不能容忍任何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