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炮祸

在古代很长时间里，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直发展很快，在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潮。相比之下，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陷入一个四分五裂的长期停滞期。从13世纪起，欧洲终于走出中世纪前半期的停顿状态，开始向前缓慢移动。而中国，也恰恰是在这时停止了发展。

13世纪的中国，正值历史上的宋元之变。

在中国传统特色的皇权体制下，作为世界第一个火器帝国，南宋最后还是没能避免覆灭的厄运，从此中国落入蒙古人的统治。大汗孛儿只斤·忽必烈将蒙古帝国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往大都。

随着蒙古人首次入主中原的，还有两位来自欧洲的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兄弟。

很多年以后，尼科拉·波罗的儿子马可·波罗写出了一本风靡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写道：忽必烈大汗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但是，“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

在征服宋朝之后，蒙古人又发起对日本、越南、缅甸和印尼的征服战争，火药和火炮都被作为尖端武器大量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视技术的蒙古帝国对宋金时代兵器制造系统的全盘继承。

但是，蒙古征服在南宋灭亡之后很快就走了下坡路，海外战争一败涂地，“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比起打仗来，蒙古人在吏治方面明显缺乏经验。元朝初建，毫无欣欣向荣的气象，反倒处处透着末世丧气。时人评说，“官吏奸贪，盗贼窃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才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弃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国事外夷，取虚名而获实祸”。

至元十七年，扬州的官办兵工厂发生大爆炸，史称“扬州炮祸”。

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了当时火药爆炸的骇人场面：“火枪奋起，迅如惊蛇……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

这固然是一场不幸的人祸，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扬州炮祸极其惨重的破坏，也反映了当时火药性能和制造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保留至今的元至顺三年制造的一支铜火铳，是已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火炮，这是中国古代军火技术巅峰时代的伟大见证。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朱元璋统一中国南方后，于元至正二十七年发起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中写道。

《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元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在深夜出健德门，逃离大都，回到100年前成吉思汗出发的草原深处。因他“顺应天意”，故被称为“元顺帝”。

如果说100年前蒙古人用骑射征服了火器时代的宋朝，那么100年后，明朝最终又用火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的中心。这与其说是骑射的失败，不如说是火器的胜利。

元末之际，无论是元朝政府军，还是反政府的农民义军，双方均已装备了大量火器。当时每场战争都是炮火连天，枪声隆隆，昼夜不绝，乃至每支军队几乎都配备有专习火器的特种部队。

在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依靠火药击败陈友谅，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命令“分舟师为十一队，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诸将近寇舟先发火器”，更有水军俞通海所部“乘风发火炮，焚寇舟二十余艘”，最后朱元璋“命以七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束草为人，饰以甲胄”，乘风纵火，敌军水寨和舟数百艘悉被焚毁，最终取得了胜利。进入火药时代，火烧鄱阳湖远比火烧赤壁来得惨烈。

在接下来的苏州围攻战中，朱元璋的军队用火铳击毙了张士诚的兄弟张士信。

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驻军和州期间，民间火器专家焦玉献给朱元璋几十支火龙枪，大将军徐达试放火龙枪，“势若飞龙，洞透层革”。朱重八惊叹道：“此枪取天下如反掌，功成当封大将军。”此后，焦玉就被留在朱明军中，负责监造火器。明朝初期政府军的各种制式火器，也均为焦玉所创制。

“中国也许还是最早发明真正黑色火药的国家，14世纪后期，明朝曾用大炮推翻蒙古的统治。”有明一代，火器的使用已经极其普遍。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官府规定，每一百户，铳手10名，刀牌手20名，弓箭手30名，枪手40名。可见当时火铳兵已经占到步兵兵种的110，而整个大明军队装备的火铳，最高可能达到18万支。

如此规模的火器部队，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大明会典》所载，在弘治元年以前，军器局和兵杖局要按照规定数额制造火器。军器局建置于洪武十三年，每三年要造碗口铜铳3000门、手把铜铳3000支、铳箭头9万个、信炮3000个，以及附件若干；兵仗局建置于洪武二十八年，每三年要造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神铳、斩马铳、手把铜铳、手把铁铳、碗口铳、盏口炮等火器若干。

洪武时期的造铳能力和技术设备、水平等方面，在当时的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明永乐时期又创建了“神机营”。“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廷，廷置神机诸营，专习枪炮”。神机营下分为神枪、快枪、单眼铳、手把铳、盏口炮、碗口炮、将军炮、单飞神火炮、神机箭等。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的神机营比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根据史载，永乐七年九月的单月火铳生产量就达到8387支，年产量达到上万支，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成化时期，明军的火器兵种已经达到步兵总编制的三分之一强。

在明代中后期，京军火器装备水平继续提高，以至有“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之说。边军也大量装备了火器。“大率军以十人为率，八人习火器，二人习弓矢”。甚至在一些地方的民兵装备中，火器也成了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