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与攘外

末日的清朝惶惶不安，深恐200年前的甲申灾难再次重演。在“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借师助剿战略下，太平天国的士兵沦为新的猎物，恃枪炮之利的西方雇佣兵“常胜军”和“常捷军”扮演起清朝帮凶的角色。

其时，洪秀全以民族主义旗帜，起事于广西金田，其檄云：

夫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满洲之天下也……自明季凌夷，满奴肆逆，乘衅窃入中国，盗窃神器……迄今二百余年，浊乱中国，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至兵则满兵双粮，汉兵单饷，一遇战阵，则汉兵前趋，满兵后殿。故每天兵临压，立成齑粉，其肝脑涂地，尸首堆山者，唯汉兵最多，而满兵在后，虽前锋失利，可鼠窜奔逃，故世俗谓乡勇为挡死牌，而呼汉兵为替死鬼也。

受清廷支持的曾国藩以捍卫儒家传统的名义，也在湖南颁布《讨粤匪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早在1852年就开始购进西洋大炮。从1856年起，已经能够自己生产一些洋枪洋炮。到攻陷南京时，曾国藩的湘军中几乎没有什么冷兵器，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甚至包括发射米尼弹的前装线膛步枪。

太平天国既反对传统又反对现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洋枪洋炮。洪秀全也聘请了一些洋人担任军事顾问，而且还兴建了西式兵工厂和军火库。

据记载，前期的太平军中能放枪炮的人不多，“以一军计之，仍不过万人中数十人”，并且“不谙造法，甚至不知施放”，仅对技术简单的地雷、抛火球、放喷筒，或者用火药“穴地轰城”较为精通，但火药难得。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从洋人手里买来或缴获到了一些洋枪洋炮，并按图样仿制，不过在其整个武器装备中火器的比重极小。因此，受到西方支持的清军在火器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从明末到清末，中国两次都在大量吸收西方火器技术，但清末面临着一个更深层也最根本的问题——

引进佛郎机铳、日本火绳枪、红夷大炮都相对直接，真正难的是引进19世纪的技术。历史学家当然早有此见，但细节才是重要的。何种知识、何种技能、何种练习、何种工具才是现代化所必须？现代化的推动者如何看待自身的无知？答案是惊人的。比如说，缺少技术制图和机床被证明是最大的掣肘。

从汉开始，中国就遭遇到两种不可抗拒的外来力量：武力上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即胡人；文化上是印度的佛教。胡人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力，但他们在文化上却远不及中原。

近代以来，侵入中国的西方国家不仅有着强大的武力，同时也具有先进的现代科技，这远非古代胡人和消极避世的佛教可比。中国所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战争危机，同时也伴随着一场科技危机。

战争是技术最有力的推进器，几乎是一种直觉反应，“落后就要挨打”也一度成为清朝的经验之谈。对当时的精英们来说，之所以“挨打”，只是因为火器“落后”，绝不是文化和政治落后——“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暴力决定权力。为了生存自保，权力者对暴力技术从来都是从善如流。晚清时期，军事技术的进步是极其明显的。李鸿章屠杀苏州的太平军降兵时还在放箭，冯子材在镇南关追击法国远征军的时候就已经在开枪了。

就这样，清朝在洋人的枪炮与鸦片中，走向“同光中兴”。

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和长短火炮迅速取代了传统的管状火器。接下来，后装连发枪炮也陆续进口，国内兵工厂开始大量仿制。

同治三年，曾国藩的湘军用西洋炮轰塌了南京的城墙，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终结于一场血腥屠城。

对于依靠暴力征服建立的清朝来说，离开暴力压制，其统治片刻也无法存续。可以说，正是西方先进的枪炮对清朝统治的支撑，才使它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半个世纪。

当时，中国在搞洋务运动，日本在搞明治维新，谁也没想到，最后会以一场完全西式的炮舰对决，来检验双方的现代化成果。

1894年的甲午战争其实是万历朝鲜战争的再现。在事隔300年后，中日两国为了争夺朝鲜的宗主权，再次兵戎相见。只是，这一次的结果迥异。

打仗离不开地图。当时，朝鲜实际控制在清朝手里，但清朝军机处竟然找不到一张朝鲜地图。北洋衙门提供的朝鲜地图非常粗略，连地名和里程都没有。后来，有个从日本回来的人，随身携带的日文报纸里附有一张朝鲜地图，上面关于港口、铁道、电线等等，事无巨细，都有标注。军机处如获至宝，总算有了一份能用的地图。

“敌人谋之非一日，我乃临渴掘井，如何制胜？”仅从这件小事上，战争结果便可想而知。

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的指挥官都曾在欧洲同一个军校受训，舰炮也均为西方进口，主力炮舰都出自同一个英国军工企业。按照清朝传统，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可谓“名至实归”。为了表示对“头号大客户”的敬意，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特意为李鸿章塑铸了一座巨大的全身铜像，不远万里运到中国，树立在上海徐家汇。

曾经采访过李鸿章的英国作家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认为，黄海海战几乎是败于张佩纶的贪腐。张佩纶是李鸿章幕府里的“捞钱冠军”。由于他的“节约”思想，定远和致远两艘战舰上的10英寸大炮，只有三颗重型炮弹；鱼雷里装的是铁屑而不是火药；威海卫炮台甚至以沙子来代替炸药。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的炮手从“哑炮”炮弹里倒出的全是沙子，看来也不是向壁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