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殿试弓

《盐铁论》中说：“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其以强为弱，以存为亡，一朝尔也。”大唐帝国最终陷入长期的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从安史之乱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后周重拾汉代儒学，以周礼改制，将中国带上了光昌盛运。赵匡胤代周建宋之后，“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消解了军阀势力生存的土壤。南宋伊始，便以诛杀岳飞的极端手段，强化中央军事集权。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是一种暴力组织，但国家又不能“去暴力化”。军人强势会导致内乱，军人边缘化又容易招致外患，中国历史的钟摆经常这样摆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宋朝实行的是“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战略，可见唐代安史之乱留下的阴影之大，对内部叛乱的担心大大超过对外敌的忧虑。

唐朝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宋朝正好相反，“天下学士无不以执兵为耻”。其结果，便是中原政权从唐朝时期的对外扩张，沦为宋朝时期的被北方游牧民族侵略。

技术和历史一样，都离不开传承。

从秦汉时期起，一直作为军队标准装备的中国传统单兵弩，经过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和唐末之乱的朝代更迭，至宋朝已近乎失传。宋神宗时代，沈括被王安石推荐兼管军器监，他偶然见到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弩机，惊叹不已。

宋朝相比汉唐时期，疆域大大缩小，由于失去了辽东、蒙古、大理和河套等产马地域，骑兵部队规模大减，几乎又重新回到前马镫时代。因此，传统弓弩成为北宋步兵的主要武器，所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

宋人王应麟所著《兵制》中记载的各个不同年代的弓箭及弩颇多，有太平兴国连弩、至道一石六斗弓、咸平木羽弩箭、火箭、景德漆弩、连弩、康定铧弓、皇祐御弓、皇祐冲阵无敌流星弩、熙宁神臂弓、元丰乌弰弓、床子弓、插弰弓、徽宗制胜强远弓、绍兴克敌弓、破胡弓、隆兴木羽弩箭、乾道木鹤弩、淳熙神劲弓等。

弩箭比弓箭射程远，洞穿力强，“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所以宋军弩兵一般分为张弩人、进弩人和发弩人，即实行“三段击”的轮流射击战术。

在和尚原之战，宋将吴玠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激战三天，大败金兵，金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次年兀术卷土重来，吴玠之弟吴璘如法炮制，“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

由于长期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从北宋到南宋，弓兵弩兵占据了军士的绝大部分，基本上达到了无弓弩不战的地步，甚至出现《弓式》和《强弩备术》这样的专业兵器著作。

《宋史·兵志》记载，“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马、步诸军的士兵中，弓弩手占80，“诸处马兵每一都枪手旗头共十三人，其八十余人俱系弓箭手；步军每一都刀手八人，枪手一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并系弩手”。

弓弩作为宋军主要兵器，“凡军中教射，先教射亲，次教射远”，射亲即射击的命中率。

现代读者往往认为宋朝在军事方面极其轻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尤其是宋朝初期，皇帝经常亲自主持武举考试。天圣八年，宋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作为马上皇帝，宋太宗更是经常观看弓弩射击演习，对弓箭之事也分外关心—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幸造弓箭院。……

四年九月己亥，幸新城西南隅，观新募铁林卒习射强弩。

至道元年三月己巳，上御崇政殿，召殿前指挥使御龙官数百辈，射于殿前。……卫士挽弓有一石五斗者，矢二十发，绰有余力。

北宋时，武举考试将笔试的范围由儒家经典改为兵家著作。在一些书生看来，“武举人等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

南宋时，宋孝宗一心想收复中原，对练兵更是一片痴心。他经常亲自下场，教习射技。有一次射箭时，弓弦反弹回来，打到他脸上，把眼眶都打青了。大臣们纷纷上书，劝他不要太在乎骑射这种小事。

孝宗为了鼓励军人提高射技，经常拿出大量金钱进行犒赏—

八月十三日诏：诸军弓箭手八斗力能升一石力，射箭三十只，犒赏钱五贯；九斗力能升一石力，射箭三十只，犒赏钱五贯。弩手两石五斗力能升三石力，射箭三十只，犒赏钱五贯；两石七斗力能升三石力，两石八斗力能升三石一斗力，射箭三十只，各犒赏钱三贯。……

十二月二十三日诏：诸军弓弩手射远箭，每人箭六只，一百七十步，每只支犒赏钱一贯五百；一百八十步、一百九十步，每只支钱三贯；二百步，每只支钱四贯。

除了金钱刺激，孝宗还用官爵来激励弓箭手的训练热情—

诏：中垛帘弓箭手一石二斗力十箭，弩手四石力八箭，依格补两官资外，各特赐钱一百贯；弓箭手一石力十箭以上，弩手石力八箭以上，各特补转两官资内；弓箭手一石二斗力六箭、五箭人，依一石力，弓弩手四石力四箭人，依三石力推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官方如此倡导，民间尚武之风更是不遑多让。

乾道八年，宋廷在两淮地区面向民间大量招募“万弩手”，具体要求是“能步射一石四斗力弓，踏三石五斗力弩，马上直背射一石力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