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石车

据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造出了大型远射兵器“飞石”，这其实是石炮。“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

石炮最早用于战争的实例，是在“官渡之战”中。

当时袁绍与曹操两军对垒，袁绍建起高箭楼，堆起土山，形成一个制高点。袁军居高临下，对曹营可以用弓弩任意俯射，曹军在营中走动，必须举着大盾才行，士气很受挫。曹操读书很多，“以古有矢石，又《左传》言‘旝动而鼓’，《说文》曰：‘旝，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发石车”果然造成了，用它抛射巨石，袁绍的高大楼橹很快被摧毁。由于这种石炮威力巨大，“绍众号曰霹雳车”。

从实战的破坏力上，中国石炮与欧洲弩炮相比，仍略显逊色。

虽然都应用杠杆原理，但中国石炮简单得多，完全依靠人力发射，因为人多发力不齐，不能产生较大的瞬间爆发力，所以发射的石弹重量小，速度慢，射程也比较短。在基于欧洲配重投石机的“回回炮”传入之前，中国的投石机在破坏力和准确性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但在战争中，简单有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因为简单，中国石炮要比欧洲弩炮更容易运输和组装，这使它具有更好的机动性，这与蒙古骑兵长途奔袭的机动战术恰好吻合，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起攻城战。

如果时间充裕，在一次攻城战斗中，蒙古人往往能够同时使用数以千计的云梯、投石机和攻城机械。

1221年蒙古第一次西征，蒙古军在恐怖的“尼沙布尔之战”中，共使用了3000张巨弩、3000架投石机以及700台火药发射器，最后击败呼罗珊军。

1126年，金兵攻打宋朝汴京，“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

为了躲避石弹，守城兵士只得逃避到城墙下。

为了减少“炮弹”对城墙的破坏力，宋军在城墙上堆满装有柴草的麻袋，这可以对石弹起到缓冲作用。

宋军也以投石机进行还击。炮弹不够用，最后连皇家花园里的太湖石也全都射到了城外。当初宋徽宗为搜罗这些花石不惜代价，劳民伤财，才从江南运到汴京，如今全送给敌人了。

1232年，轮到蒙古军攻打汴京，这时它已经是金国的首都。

百余年时间，投石机越来越大型化。蒙古人只用了一百多架抛石机，但都是十三梢的大型抛石机。日夜不停，轮番射击，几天工夫，抛射的石弹堆积起来，几乎将汴京城内的地面垫高到与城墙一样高。皇宫的柱子都是合抱之木，也被石弹击得粉碎。

在进攻花剌子模时，因为当地属于沙漠地带，没有石头，于是蒙古人砍伐了很多桑树，将树干断为小块，来代替石头发射。木头比石头轻得多，为了增加重量，他们还将桑木在水中浸泡了很长时间。

投石机是农耕社会一种古老的传统武器。古人叫它“抛车”或“炮车”。

唐朝李筌这样描述其形制和用法：“炮车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陛。陛间横括，中立独杆，首如桔槔状。其杆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杆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随杆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

宋朝的战争以城池守卫战为主，因此炮车用得极多。宋人陈规总结守城战术编成《城守录》，书中说：“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视人之能用与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而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

宋朝官方编撰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投石机，也即“炮”。“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故旋风、单梢、虎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

这种投石机大致有大中小三种：小型机由两人施放，石弹重半斤，用于迎敌作战；中型有单梢、双梢、旋风、虎蹲等，由40人到100人拉动绳索，可发射25斤重的石弹，射程达80步；大型机有五梢和七梢，拉绳人达到150人到250人，可发射70斤到100斤重的石弹，射程为50步。

大型投石机比较笨重，使用时要固定炮架。因为射程有限，攻城时，投石机要放置在离城墙极近处，守城一方也只能等敌军攻到如此之近的位置时才能用上投石机。但拉绳的人很多，聚在一起拉绳时，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